内奸

2020-07-24 16:29:20 《北京文学》 2020年7期

本刊1979 年3 期封面

这个故事的时间前后长达四十年之久,涉及的人物有两个将军,一个女同志和她的两个孩子,杨伪县长,土匪头子,日本鬼子的特务,美国教会医院的医生,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徒子灰孙,一位清清白白、有头有脸的人物,以及一个不干不净、好吹好炫的商人,等等。如何尽量节约刊物的宝贵篇幅,把这个复杂的故事说清,我这支笨笔实在感到有点为难,请严明的批评家和纯正的编辑高抬贵手,就让我从那个不干不净的商人田玉堂谈起吧……

田玉堂家住唐河南岸紫墟镇附近的田庄,是个榆面商人。榆面,就是榆树皮磨成的粉,是敬神供佛的香火原料。他田地不多,自种二十亩,出租三十亩。生意上面却不小,每年要收几百石榆面,贩到扬州、镇江、南京、上海等地,卖给做香的厂店。这个三十五岁的榆面商人,眼睛很神气,舌头也不短,交游广阔,手脚大方,在唐河一带颇有点儿名气。日本兵打进来后,田玉堂想洗手不干:一来,兵荒马乱,路上不太平。虽说菩萨欢喜香火、保佑榆面商人,还是以小心为妙;二来,咳!唐河一带闹起了共产党。

说起来也怪,带头闹共产党的竟是唐河北一个赫赫有名的财主家大少爷。他本名严家驹,在法政大学念书。那时的大学生,方圆数百里出不了一两个,何况是学政法的?地方上的人氏都说严家大少鹏程万里,要是在前清,四人大轿乃至八人大轿是坐稳了的。国民党中央政府西迁后,他不去“大后方”,却和几个穷教员在家乡拉起了队伍,十几条枪就自称为“唐河三县人民抗日自卫总司令部”。司令部刚成立没几天,一小队鬼子到了南官镇。严家驹翻身跨上大白马,又派了三个人分路通知:“司令部有命令:各村自带武器,到南官镇集合打鬼子!不去的是亡国奴,破坏的是汉奸!”四匹马腾起四路烟尘,穿过了几十个乡村集镇。就这么登高一呼,各地涌去了万把人。钢枪土炮、叉棒大刀,什么都有。只有目标,也没个指挥,呐喊的呐喊,敲锣的敲锣,钢枪土炮,噼啪一阵乱放。那一小队鬼子没见过这个阵势,慌忙撤了。这一仗,一个鬼子没打着,却打出了威风。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亲自出马找到严家驹,说了两篓子恭维话,要委他当个团长。他笑笑,说是已与第七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挂了钩。韩德勤碰了个软钉子。谁知,这个财主大少爷暗地里却派人到山东,带回了两皮箱的“八路”袖章,呼啦啦,亮出了共产党的旗号。

不久,这支队伍改编为新四军的唐河支队。上级派来了一批骨干,一个人称“黄老虎”的老红军任司令员兼政委,严家驹担任副职。严家驹家有五六十顷良田,还开着油坊糟坊。他首先把自家的产“共”了,买枪买马买子弹,自己却跟当兵的泡在一起,赤脚草鞋,捧着粗瓷大碗喝稖头粥。他的亲伯父气得两眼朝了天,他的堂兄弟严家忠恨得打他的黑枪。他似乎故意呕呕他们,索性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一个可怕的“赤”字。

田老板自吹是个见过世面的人,然而,象严赤这样的人物,他做梦也没梦见过。共产党究竟有股什么魔力,怎么会把一个财主大少爷吸过去了呢?真是不简单,了不起!不过……生意还是以不做为宜。他把礼帽收了起来,换了顶旧毡帽。两只黑而亮的水貂似的小眼睛,在旧毡帽下滴溜溜转动,打量着这支新奇的队伍。

这一天,支队司令部派通讯员把他请了去。

“田老板!”黄司令操着四川口音随便问道,“你啷个不戴礼帽咯?当真生意不做啦?哦——哈哈!”——这位司令员浓眉,豹眼,方方的下颌骨,从左眉骨到右边嘴角还有一道半指宽的斜斜刀疤。那长相,连鬼子也害怕,何况榆面商人。亏得他爽气地一笑,才使田老板心情放松不少。

“恐怕是害怕共产吧?”严赤很潇洒,微微含笑瞄了他一眼。

“哎,严司令员取笑了!哪里,哪里……”

“要说共产嘛,”黄司令员说,“那还远得很!我们要叫全中国的劳苦大众,全中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都过人类最幸福的生活,你这点产够哪个共的呀?当前,打鬼子要紧,我们要联合一切民主力量共同抗日。生意嘛,你只管做,顺便请你帮我们到江南办点西药就行了。不要抗币①的话,我们把小麦。”

“司令员,我抗币小麦都不要!我也识几个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要买什么,两位司令员只管吩咐就是。钱财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就是皇帝老子也只有一个肚子,我要那么多小麦做什么呀……”

田老板正想尽情发挥下去,严赤莞尔一笑:

“田老板,现在只共我的产,不共你的产!抗币小麦,我们还是该给,你也该拿。只要你能为我们部队买些物资,就是为抗战出了力。希望你学习弦高②的榜样,做一个爱国商人。”

谈谈笑笑,到了吃中饭时刻。两位司令员留他吃了饭,还特地加了两个菜。虽不外鱼肉,但是,国民党县太爷摆的鱼翅席也没这个有滋味。回去以后,榆面商逢人就讲,连吹带炫,支队两个司令员如何英雄了得,如何摆了八个菜,轮流把盏劝他的酒。还有,共产党的抗日政策确实好,商人都该学习弦高,不然就对不起祖宗八代,如此云云。

就这样,田老板又戴上礼帽跑起生意来了。他果然从上海买来了不少西药,支队也果然一粒不少地付给了小麦——其中有不少便是从严赤家里“共”出来的。田老板那套“钱财是身外之物”的高调也不唱了,心里不得不由衷叹服:

“唉,共产党真正了不得,不得了!……”

田老板一次又一次为支队办了不少紧张物资,西药呀、干电池呀,还有被服厂要的缝纫机。他每办一次货,都有段颇为惊险的故事。明眼的读者不看也明白,这个走江湖的买卖人讲话得七折八扣。在这里,只谈他一段得到多方证实的经历。

那是四二年。“三月三”一过,田老板便盘算出门。本庄一个叫田有信的青年人,在帮他收拾东西。这个青年人前程远大,少不得在此啰哧几句。他虽喊田老板“大爷”,其实早出了五服。田有信原在县城里裕丰粮行做伙计,人长得白白净净,手脚又勤快。话虽不多,肚里有货,什么掺水掺假、抬价杀价的把戏,都瞒不过他的眼。至于脾气之好,那更是百里挑一的。田有信很讨老板和他独养女的欢喜,要不是那没见识的老板娘嫌他家门户低,早就成了粮行的小开。去年這家粮行关了门,他回到了田庄。种地吧,实在有点屈才;参军吧,他又太斯文。田玉堂三番五次拉他入伙跑生意,他只含笑摇摇头。青年人比老榆面商目光远大。可是,说他不愿吧,他又常往田老板家跑,打杂跑腿,来得个勤,而且连饭也很少吃一口。田老板很过意不去,盘问了几次,田有信才露了点口风:说是青年人谁不想进步,想找个合适的抗日工作做做,枪虽扛不动,写写算算总是可以的……下文呢,他就闭口不说了。田老板心中有了数,只等合适机会。

且说三月初七这天拂晓,刘圩子那个方向忽然几面响起了枪声。田老板一驚:有情况!一颗流弹把他家院里的柳树劈掉了一杈,哗啦倒挂下来!枪炮声紧一阵,慢一阵,渐渐地,转到了唐河以北——看来我们的部队已突围了。暮色来临时,一切复归于平静。

灯下,他和田有信正在猜测议论着,忽然,传来了一阵清脆的马蹄声,门环震耳地响了起来。田老板连忙把门一开:

“哎呀黄司令员!你们怎样又回来啦?”

“跳圈子嘛,跟鬼子捉个迷藏玩玩!”

黄司令员带着几个通讯员进了屋。接着,他收敛了笑容,告诉田玉堂:敌人三路分进合击,想围歼我军。支队要跳到外线去,把敌人引走,保护根据地的人民。严赤副司令员已带着部队插到前面去了。他的爱人——搞政工工作的杨曙有个四岁的孩子,肚里又怀了一个,天黑过封锁沟时,摔了一跤,疼得打滚。她无法跟部队运动了,想到他家隐蔽起来,找个医生瞧瞧。人在后面担架上,就到。

“哎哟黄司令员!”田老板不禁又喊了一声,“你放心叫杨同志住到我家,这是看得起我!无上的光荣!平日,我想请也请不到哩!只是,唉——”他急得不知该怎么表白方好,“我、我现在也有点‘红了!外面风言风语,都说我通‘八路……这个,也怪我这把嘴不好!严司令家的同志不是一般人哟,树大招风,万一有个闪失,那我……”

这时,田有信轻轻点了一句:

“大爷,你不要贩一船榆面到江南么,江南难道连个医院也没有吗?”

“对啰!”一句话把田老板说跳了,“镇江美国教会办的仁慈医院,有个曹大夫,和我亲如兄弟,找他去,万无一失!……”

黄司令员沉吟了有两三分钟之久。他像在决定一个重要战斗;这一仗关系到他战友的命运,生死存亡是很难预料的。他脸上那道斜斜的刀疤,扭曲得更瘆人了……猛然,他把拧成疙瘩的眉头一放,说声:

“好吧——!”站起身来,“田老板,我就把人交给你啦!”

月色偏西时,他们出发了。田有信从镇上雇来了一部黄包车,自告奋勇伴随护送。化了装的杨曙,带着四岁的小戈坐在车上。田老板和她约定以表兄妹相称。临走前,他叮嘱道:

“杨、杨表妹!路上有什么动静的话,你千万不能慌哟,一切有我!”

夜色里,杨曙的眼睛闪了一闪。恐怕是肚子疼吧,她微微蹙起眉毛,轻轻说了句:

“走吧——”

从田庄要走三十里旱路,穿过顽军③的黄营炮楼,再拐一个弯,方能到达运河码头——这里已是伪军的地盘了。上船后,从运河,过高邮湖,到长江,这一路有二黄,有号称“十一路军”的土匪,还有杂七杂八打着“抗日”旗号勒索钱财的地头蛇。据田老板说,有八十二道关卡,比唐僧取经还要多一道。

田有信不由得张嘴“噢”了一声。

“不要紧!”田老板又一笑,“我路路通!如今出门,心眼要活,手要松,见个菩萨烧炷香,一个不能卯。我手边还有几样硬邦邦的东西,你们只管放心!”

他所说的硬邦邦的东西之一,是伪县长杨石斋的亲笔信。杨石斋搜刮了不少民脂民膏。有次,他们内部狗咬狗,告他贪污。杨石斋想把两万元赃款转移到他老家徐州去。当地人多眼杂,易露风声,他便托了田玉堂。田老板本着他那套烧香哲学,帮他从南京汇了款。因此,伪县长便给他写了一路保平安的亲笔信。那硬邦邦的第二样,是高邮湖大土匪头子高八鲶的名片。这张名片正面印着:“水上抗日义勇军总司令高伯彦”。背面则是两行狗屁不通的文字:“兹有田客人贩香积德,水上各路一律优待。仰此。”田老板托人绕了几个弯子,足足花了一百五十块吹得响的袁大头,方把这宝贝弄到手。

田玉堂这次没有瞎炫,这几样东西果然有用,一路上都没有什么留难。到了第四天上午,他们从舱口就望见长江对岸的金、焦二山了。

船到镇江码头,却遇到了一个非常情况。

田老板本和码头上一个伪警官有交情,嘴一歪便能上岸。不知怎的,那个伪警官调走了,换上了几个凶神恶煞般的日本鬼子。昨天,有两个年轻旅客上岸,带了两把火叉。日本鬼子把火叉左瞧右瞧,怀疑是撬铁路的家伙。他们龇牙咧嘴叽里咕噜了一阵,两个青年答不上来,被当场枪杀了。现在,码头石级上还留着一摊紫黑的血迹!

鬼子在挨个儿检查上岸旅客的证件。事起仓促,杨曙哪来得及办良民证呢!鬼子不比伪军,认不得袁大头。时间也不能再拖,杨曙一直在淌血,脸色更苍白了。

“表妹!”田老板眼珠子一转,“你宽心,我上岸另去找个朋友。”

他掏出良民证,上了岸。他的这个朋友是日本人的一个翻译,叫郭德富。田老板是在牌桌上认识的,又请他到“玉壶春”醉过两次,便拉上了关系。他还邀郭翻译入了一份“干股”,无本生利,坐家拿钱。

郭翻译见田玉堂来了,当然笑脸相迎:

“啊,田老板,一路顺风吧!”

“唉,别提这个顺风了!郭翻译官,真气死人!叫她不要给小伢子玩,不听!这下好,真活活把我呕死了!……”田老板天上一句,地下一句,气得噗噗的,抓着新礼帽直扇风。

“别急,别急,出了什么事?”

“什么事呀,就是我那表妹呗!她伤了胎气,跟我来找医生,身旁还拖了个四岁的宝贝儿子。下船了,小伢子见大人手里有良民证,他也要,不给就哭。这东西是好玩的吗?我叫她别睬,不听,把给了宝贝儿子。无巧不成书,一阵风来,呼——,这么一旋,把张良民证旋到江里去了,嗨嗬了!现在淌眼泪,迟喽!我早关照你,不听,把个宝贝儿子惯得像龙蛋似的!……”

“哎,现在人在哪里?”

“在哪里?上不了岸,还在船头上抹眼泪哩!”

郭翻译笑道:  “这个好办,我打个关照就行了!走——”

不一会儿,郭翻译跟着田老板到了码头。田老板抄前几步下船,含笑向杨曙招呼:

“表妹,证丢了不要紧,郭翻译来啦!”他又向田有信丢个眼色:“大侄儿,货下完了,你就跟船回家。告诉家里人,不用挂念。”

郭翻译抱过小戈,杨曙和田老板跟在后面,沿着码头石级走去。走到鬼子岗哨跟前,郭翻譯和鬼子咕噜来,咕噜去,只见他们龇牙咧嘴,不知究竟说些什么东西。忽然“哇——”四岁的小戈吓得哭了起来,伸着小手直往妈妈的怀里扑。

这哭声,传到下面船舱里,田有信脸色吓得铁青,两眼都直了——更别说在场的人了。谁知,这当口,一个老树精似的鬼子,竟龇着金牙对小戈一笑:

“小孩小孩的,米西米西!”说着,拿出一颗糖果往小戈嘴里一塞,手一摆,竟放他们轻松地通过了!……

一场虚惊。全怪田老板他们不懂日语。不过,请读者注意,小戈这颗糖果不是好吃的,要以满嘴牙齿为代价。因为,中国也有鬼子,而且不见得比日本的文雅。但那是后话,我们还是往下说吧。

田老板在仁慈医院当大夫的那个朋友叫曹瑞云。他和田玉堂是前后庄的乡邻。前清光绪三十二年,江北大灾,成千上万农民四处逃荒。九岁的曹瑞云跟父母逃到了镇江。他父亲倒毙在施粥场门前,母亲病死在城隍庙的戏台后面。只剩下了他一个孤儿。田玉堂的二婶那时在仁慈医院里替美国人洗衣出苦力。她在街尾撞见了这个家乡的孤儿,便带了回去,偷偷省口饭养着他。小瑞云聪明伶俐,帮着刷鞋送衣,还学会了几句英语对话。渐渐地,他和医院里的美国人混熟了。小孤儿为了肚子,皈依了洋上帝。洋上帝给他改了个名字,叫作曹约翰,送他到教会学校念书,学医。后来,他成了外科大夫。战火烧近时,美国人撤走了,便把医院委托曹约翰代管。

田家二婶虽早已去世了,曹大夫还常常在主的面前为她祈祷。他见田玉堂来了,连忙给杨曙开了间单人病房。他的妻子就是妇产科的谷大夫,精心治疗是不用说的了。田老板把小戈托到德泰春香烛店老板家照应着,郭翻译又给杨曙弄了张良民证,看来,一切都可放心了。

当然,要是这么平平静静下去,那就没戏唱了——过了三天,田老板来看望“表妹”时,楼下突然响起了一片吼叫哭骂,几个挎盒枪的便衣从病床上拖走了一个青年人。

“先生!”一个老太婆哭叫道,“你们不能乱抓好人啊——!”

“老家伙,你想瞒过我的眼睛么?”一个人干似的瘦子硬着脖子吆喝道,鸡蛋大小的喉骨上下滚动着,“不识相,连你一起带走!滚——!”那一声“滚”,像金钟般作响,人走过去了,音尾还在颤动。

田玉堂忙问谷大夫:“怎么回事?”

“日本人的便衣队!”谷大夫说,“那个瘦猴是便衣队长。唉,隔几天就来次突击检查,见了不顺眼的就抓!”她又把脸掉向杨曙这方,“听说,新四军活动得厉害咧。前几天,就在铁路附近打死了一个日本小队长!你们那边乡下要太平些吧?”

杨曙点点头,淡淡一笑。

等谷大夫走了,杨曙把手轻轻一招:“表哥,坐近点!”

田老板挪到了床沿上,狐疑地瞧着她。

“那个瘦子叫严家忠,”她还是那副淡淡的声调,“他认得我……”

田老板吃惊地喊了声:“小菩萨!你——”又连忙压低声音,“你怎么认得他的呢?”

“他是严赤的堂弟,是个反共分子。严赤跟八路军接上关系后,他恨之入骨。有天晚上,他打我们黑枪。他本是投韩德勤的,不知怎么变成日本人的走狗了。”顿了一下,她说,“这个医院不能住了,你想法把我送回唐河吧!”

“回去?那怎行!谷大夫讲的,你已耽误一些日子了,流血过多,胎位不正,不抓紧治,母子都有危险……别急,再想办法!”

当晚,田老板找到曹大夫家——他家就住在医院里一幢小洋房的二层楼上。主人端出了牛奶和糕点。田老板哪有心肠吃那腻人的东西?闲谈了几句之后,他单刀直入问道:

“大兄弟!你说说,你我的交情如何?”

曹大夫一怔:“那、那还用说吗?我能忘了你二婶她老人家吗?……”

“那就好!兄弟,你要救我一命!”

“哎呀!这……”

“我不是带了个妇女来治病么……”

“是呀,她不是你表妹吗?”谷大夫说。

“兄弟,我实说了吧!她是个女八路,严家忠早就想下她的手了……”

“啊——!”曹大夫吓得身子往椅背一仰,杯中牛奶泼了一桌子。

“要是被便衣队撞见,可不得了!她一根汗毛比我的性命还值钱!有她才有我,你一定要救救她……”

“便衣队比魔鬼还凶哟……”曹大夫喃喃道,“玉堂哥,谁敢惹祸?你赶快撒……撒手吧!”他声音像蚊子一样微弱,怯怯垂下了目光。

田老板脸变得刷白,半天,血色才泛了上来,渐渐涨成了朱紫。

“我怎能撒手?”他叫道:“好吧,我这条命索性也不要了!老实告诉你,人家也是大学生,还是个千金小姐。她家良田千顷,在上海英租界、法租界都有房产,偏偏有福不享,要干八路,把成串的金首饰都拿了出来,买枪打鬼子!人家爱国救亡,什么都豁出来了,天地良心,我能撒手不管,睁眼看着严家忠下毒手吗?再说,她到这里来,是我一手保举的。我说你如何热心爱国,如何有情有义,不是那种没皮没脸、没骨没血的东西!大兄弟,你今天不愿救她,干脆,把我跟她一齐交给鬼子去!我也光荣,绝不怨你!……”田老板这番话,真真假假,虽不免张冠李戴,云天雾地,感情却是真切的,激昂慷慨,噼里啪啦,敲得当当响,把曹约翰夫妻两个都听呆了。

“这个,”半晌,曹大夫结结巴巴说,“玉堂哥,不是我……实在没有个好地方……”

“哎——”谷大夫想起了一个主意,“医生宿舍他们不会查的,叫那个女八路住到我们房间里来不行吗?……”

于是,第二天一早,两位大夫搬到了楼下,杨曙住到了楼上。看病一切照常。

但是,只一天,田老板的心又被拎得悬到半空中了。

杨曙见到他,细细盘问曹大夫怎么肯让房间的?跟他们到底怎么说的?田老板是个机灵人,感觉到了自己谈话中的不妥之处,于是,他故作轻松地说:

“这有什么难的?曹大夫跟我赛如兄弟,我随便编个理由就成了。”

“不对。两位大夫的神色和以前不同了。他们的眼里有一种恐惧,好像我是一个不能碰的炸弹。田老板,你不能不对我说实话啊!”

田玉堂沉默了半晌,只得说出了真情。

“这么说,”杨曙平静地说,“他们知道我的身份了……”

“你放心!杨、杨表妹,保证不会出事!”

“不,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要估计到各种各样的情况,好的、坏的,特别是最坏的可能性。我们处在敌人眼皮底下,不能没有警惕。这样吧——”她眼一亮,轻轻一指,“你看,这面迎街的窗台上有盆水仙花,我们就把它作为暗号。你尽量不要到我这里来,确实有必要的话,先望望这个暗号——花在,说明安全无事;花盆不见了,就是有危险。如果敌人来抓我,我就挣扎,无论如何也要把这个花盆碰掉!你一见花盆没了,就要赶紧离开镇江,脱离这个危险地带……”

“不,杨同志!”田老板失声叫道,“我不能走!我不能把你丢下!……”

“千万不能冒失,表哥!”杨曙柔和地说,“一有情况,你就要赶紧离开,不要顾我……”

“不不!”

“你听我说,表哥!不能感情用事。我只拜托你把小戈带回去。见了黄司令员和严赤,请转告他们:我不会给亲爱的新四军丢人……表哥,一路上,你吃尽了辛苦,我深深感谢你!严赤和我的孩子感谢你!人民也会感谢你!……祖国的苦难还长,还要不断奋斗。抗日救国,多一个人多份力量;你走吧,不能作无谓的牺牲……”

田老板只觉得眼一热,连忙偏过脸去。他看见了一颗女八路的赤诚的心。她的话像大地渗出的泉水,清清亮亮,自自然然,没有泡沫,也没有喧哗。

顿了一顿,杨曙忽然又那么淡淡一笑:

“哎,我们现在不过是分析分析情况。好与坏,生与死,都要想个透彻。想透了,就好办了。表哥,你说是吧……”

田老板走了。

从这以后,他的一颗心就悬在那个水仙花盆上。杨曙住的小楼靠着医院的围墙,围墙外是一条后街。田老板每天都要在这条小街上转几趟,踱过来,踱过去,偷眼打量窗台上那个小小的花盆。

一天,两天,三天,十天……过去了,阿弥陀佛,那个花盆没有摔下来!到了第十三天,杨曙终于出了院。

田老板和杨曙回到了唐河根据地。这时,反扫荡刚刚胜利结束。

黄、严两位司令员紧紧跟田老板握手,又吩咐拿出五十块白洋,作为杨曙的医药饭食费用。田老板哪里肯收,叫道:

“司令员!我懂得新四军的规矩,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过,我做生意山南海北,钱来得容易,不比种黄豆大麦,是硬苦出来的。再说,你们抗日打鬼子,身家性命什么都不要,难道我只认得钱吗?你们硬强着我收,就把我当外人了,就苦了我一片心了!”

两位司令员见他讲得恳切,只好作罢。为了答谢,特地摆了两桌酒。这次倒是真办了八大碗,还有喷鼻香的老窖洋河大曲。

田老板欣然就席,笑得嘴巴都滑到了耳朵边。他说:“喔,这杯酒我是要喝的!不过,两位司令员,我还想提个小小的意见……”

“你提吧,表哥!”杨曙抢着回答。

“这次我们庄上的田有信也出了不少力。那个小年轻的热心抗日,要求进步,的的确确一把好算盘——呃,是不是也叫他来尝一口?”

“对啰!”黄司令员用拳头敲敲自己的脑壳,笑道:“我格记性不好,忘啰!凡是对人民做了好事的,我们都不该忘记——通讯员,快,马上请他来!”

过了一会儿,田有信来了。在整个宴会中,他极其有礼地呷了一小杯酒。田老板呢,无酒就三分醉了,端杯便不用说了。

从这以后,田有信参加了工作,当上了紫墟镇的税务所长。他兢兢业业,廉洁奉公,虽多次受到上级表扬,仍然极为谦卑地夹着尾巴——因为与本篇关系不大,就不把他那美德和事迹一一细说了。

这年中秋,杨曙生了一个女儿。大约是想起那盆水仙花吧,取名小仙。

弹指一挥间,二十三年过去了。

小仙成了一个著名歌舞团的演员,出落得真像盛开的水仙。她爸爸严赤在某地任装甲兵司令员,妈妈是当地的轻工业局局长。小戈在某国防科研单位搞科研工作。老红军黄老虎后来又添了几处伤疤,现任一个省的军区司令员,曹约翰夫妻两人都成了省人民医院的名医。田有信当上了副县长。田老板呢,他和榆面一齐得到了改造,榆面成了做蚊香的原料,他成了蚊香厂的副厂长,还是政协委员。严家忠那个反革命则避过了镇反的风頭,迟迟方被查出,判了无期徒刑,在押劳改。至于杨石斋、高八鲶、郭翻译之流,或早在战争中被击毙,或逃到了台湾。为善为恶,都有了归宿。按说,本篇早该收场,再啰唆下去,便有混稿费之嫌了。幸亏,来了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波壮浪阔,惊天动地,是个见灵魂、出文学的时代。大忠大奸,真左假左,都各自显出了本相;红脸白脸,乃至三花脸、阴阳脸,纷纷登台表演。像田玉堂这样的人物,自然少不了一段传奇式的遭遇,这才使本篇得以续写下去。

在一片“砸烂”“横扫”声中,田玉堂从爱国民主人士变成了牛鬼蛇神。什么挂牌子、高帽子、阴阳头、喷气式之类,倒也平平,无啥可说。在酝酿成立三结合的领导班子时,他才遇到了一件新奇的事。

这天,他正在蚊香厂车间劳动,一个姓季的头头,把他唤上了吉普车。七弯八拐,到了县公安局。此时,县公检法也“砸烂”了,那里都是陌生的面孔。

在一间小会议室中,早有两个穿军装的人在等待他。说起此马来头大,这两位是部队里的一个什么“战斗”组织的,颇受那位“永远健康”的器重。

田玉堂一进门,便习惯性地低头立正,只听见季头头的喉咙在响:

“这两位同志是无产阶级司令部派来调查情况的!  (田玉堂心里不由得喊了声‘哎哟,小菩萨!……)勒令你,老老实实回答问题,否则,一切后果由你负责!”

“是是!”田玉堂连应两声,这才稍稍抬起目光,溜了两位一眼。一位是二十三四岁,抓笔铺纸,偏左而坐。正中的是个气度非凡的胖子,不过四十,已早熟拔顶。正襟危坐,耷拉着眼皮。他的周围,还坐了十几个陪衬的人物——都是当坊的城隍土地。

“你——,”那位合目菩萨略略把薄眼皮一掀,露出了一双贼亮的圆眼,“就是,田玉堂吗——?”

“是,我就是……”

“现在——,要你老老实实,揭发交代,严赤的……”

“啊,严司令员!”田玉堂脱口叫了一声。

“他——,已经不是,什么司令员了!他——,恶毒攻击,我们敬爱的林×××和江×同志,是一个,十恶不赦的走资派!而且,政治历史上,还有极为严重的,问题!你——,完全了解,他的底细……”

——这位非凡人物说话一句三顿,有板有眼,听起来铿锵悦耳,看起来实在吃力要命。因此,下皆从略。

“哎哟同志!”田玉堂叫道,“我哪能完全搞得清他的底细呢?那时,他是个堂堂的司令员,我不过是个商人……”

“你不要赖!”季头头说,“你平日不是向人夸耀,严赤喊你大哥,如何如何吗?”

“严赤没喊我大哥,他老婆杨曙喊过我表哥。我老老实实承认,过去我好摆功,夸口,瞎吹严赤喊我大哥,引起了误会。这都怪我自己,资产阶级思想作怪!”

“什么资产阶级思想?他妈的,你本身就是资产阶级!”好些人连骂带笑地吼了起来。

“对对,我本身就是资产阶级!”

“不,你不是什么资产阶级!”那位第一号人物用一根指头威严地敲了一下桌子,顿时鸦雀无声,“你不要想在这顶空帽子下开小差!是什么?你有数,我们也有数!现在,要你老实回答:一九四二年,你带严赤的老婆到镇江去,目的是什么?——不谈现象,要谈本质!你们通过些什么黑关系进去的?在那里和什么人接头?做了笔什么政治交易?接受了什么指令?……”

田玉堂只觉得耳朵里嗡嗡作响,下面一大堆“什么”就听不清了。直到季头头一声吼,宣布即日起对他进行隔离,方明白过来。

他被隔离了——时髦的称呼叫作“密封”,亦名“全托”。“密封”的含义容易理解,“全托”也者,大约是指一天廿四小时都有天使般的保姆照顾着,乐不思蜀,无须回家。

他被关到一个大而空的房间里。四壁散发出一股霉味。前后窗子都用木板条钉死了,大白天也得开着灯。在惨黄的灯光下,一切都变得恍恍惚惚。据某“深挖”心理学家声称:这种昼夜难分、阴阳混淆的环境,有利于罪人忏悔罪行。

田玉堂大约吃了五顿牢饭之后,一天深夜,四五个汉子拥着那位第一号人物来了。

“考虑好了么,嗯——?”

“考虑好了,同……同志!”田玉堂差点喊出“长官”来。

“说吧——”那个年轻的摊开了纸。

“我考虑了很久,同志!这件事不是我一个人,多少人都知道。我给共产党办事也不是一天的了,政策我都明白。共产党讲究实际,将来定案要三头六面对证的。屋顶上掀瓦,片片儿要落地。我如果信口胡说,将来怎么有脸见人?怎么对得起共产党呢?同志,是吧!”他闭上了嘴。

“怎么,就没有了?”

“没有了,实在回答不出来!不信,你们去调查……”

“我们不掌握充分材料,还会来找你吗?我们知道,你和他们的黑关系太深了……”

“什么黑关系,我的天!说来说去,我是一片好心哟!那天,黄司令员亲自上门找我,我怎能推托呢?我和田有信两个人,冒着风险,送她到镇江……”他一肚委屈,夹叙夹诉地谈起了往事。他们如何不辞劳苦,黑夜赶路;又如何急中生智,使杨曙上了岸;又如何……

“慢点!”薄眼皮略略一翻,“你们经过岗哨,一个日本鬼子还送了一块糖吧?”

田玉堂一愣:“嗯,嗯,有这回事!当时小戈吓哭了,鬼子塞给了一块糖:‘小孩,米西米西的!……”

“哼哼,‘米西米西的!日本鬼子杀了多少中国人哟,就在你们到镇江的前一天,他们还在码头上枪杀了我们两个去撬铁路的游击队员,为什么偏偏对堂堂的严司令家眷如此优待呀?”田玉堂正想解释,他做個手势制止了,“我不过随便点一下而已。告诉你,你们每一个细节都瞒不过去!”

田玉堂愕然张着嘴。这位的中国话,不见得比叽里咕噜的日本话好懂。

“不要装呆,再谈呀!废话少说,谈谈杨曙和她的小叔子严家忠干了些什么黑勾当?”

“小菩萨!什么黑勾当、白勾当呀……”

“不要装糊涂了,田老板!给你看样东西吧,清醒清醒!”于是,他拉开公文皮包,拿出厚厚一沓揭发交代材料,把最后的签名一亮,规规矩矩三个字:严家忠。还有一个老大的手印。

“你们上当了,同志!”田玉堂一切都明白了,“严家忠是个老反共分子,早就想下严司令员和杨曙的毒手了!你们千万不能上他的当!”

“哼,恐怕是千万不能上你的当吧!——好,再给你看样东西!”他又拿出了一份材料,末尾有个歪歪倒倒的签名:曹约翰。还有一个模模糊糊的手印。

“曹大夫的话也不能信!”田玉堂又叫了起来,“他倒是个好人,就是胆小怕事,像个面团,你捏他圆的就是圆的,捏他扁的就是扁的……”

“哼!只有你是好佬,你正确,你……”

“除了我,还有人哩!你们去问田副县长,他清清楚楚!”

“田有信连码头也没上得去,清楚你们的内幕吗?你不要滑来滑去了,今天我们找的是你!”

“他妈的!不要找死,老老实实说!”旁边那几个人吼了起来。

“活菩萨!你、你们叫我怎么说呢?”田玉堂痛苦地叫道,“天地良心,人家杨同志清清白白,我不能含血喷人啊——!”

“他妈的,我们是含血喷人吗!”

“什么良心不良心,人性论,放毒!”

“揍!不揍不老实!”

于是拳脚木棒像冰雹一样落到了这个放毒者身上。那位人物转过身,踱到门外,耷拉下眼皮,点燃了一根香烟。

一根烟抽完了,他把烟头一扔,冰雹立即停止,风清月白。临走时,他温言细语道:

“田玉堂!老实说,我们不想搞你,是想拉你一把。只怪你太顽固,激起了群众的义愤。你要学习严家忠,立功赎罪,不能再有幻想,死保严赤了。你好生想想吧!”

第二天深夜,他们又来了。

盘问得更加新奇,要田玉堂揭发交代:他后来又到镇江去过几次?带去了什么机密东西?除了严赤,还有谁对他下过黑指示?除了严家忠这条线,曹约翰还为他们搭上了什么黑线?例如,有个走资派的老婆就是美国战略情报特务……那位主审大人很有信心地宣称:“你们的联络图,我们统统掌握了,你还是识相一点、痛快一点吧!……”照例,来了又是一场打,而那位闭目菩萨呢,老大不忍地背过脸去抽烟……

如此这般,一连三夜。

到第四天夜里,没等他们动手,田玉堂就喊了起来:“慢!我有话说……”接着,他怯生生地伸出手,“同、同志!请给我……一根烟吧!……”

薄眼皮和他的同伙交换了一个眼色,丢给了他一根凤凰牌。

田玉堂道了谢,抖抖簌簌点着了,贪婪地大口大口吸着。半天,他才开口:

“同志——,”才唤了一声,他眼泪便啪嗒啪嗒掉了下来。好容易,才强忍住,“你们是无产阶级司令部派来的,就是打死我,我也不怨你们;我只恨严家忠那坏蛋瞎说!‘贼咬一口,入骨三分……我在抗日时就给新四军办事了,我亲眼见到共产党救国救民,光荣伟大。共产党教育了我,我才有了点觉悟。人家性命家财全不要,我总是个中国人吧,总该尽点力。严赤、杨曙反对敬爱的林×××是后来的事哟,人无后眼,我当时哪能料到呢?我连自己的命也料不到哟!这下好,我倒成为有罪的了!冤死我一个不要紧,今后打起仗来,还有谁敢掩护你们工作同志呢?——慢慢,你们让我把心里的话倒完,再打不迟!我也想过,罢罢罢,供了算啦,省得受罪!但是,想想,不行!‘一人为私,六眼为公,我要是依葫芦画瓢,顺嘴瞎嚼,这就成铁案了,不把严赤、杨曙活活坑了吗?我还是那句话,不能昧了良心,不能对不起共产党!我晓得,我就是把心呕出来,你们也不会相信,反正,我关在这个笼子里,又飞不掉的,请你们再细细查访。‘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一年、两年、五年、十年,总能查得清的。到那时,不论特务、内奸、间谍,该什么罪定什么罪,随你枪毙杀头,五牛分尸,我……”

“你他妈的!真是顽固,反动透顶——!”那副贼亮的圆眼一翻,一巴掌抽了过来,田玉堂滚到了墙根!……

田玉堂挣扎着爬起来,一手捂着鲜血直淌的鼻子,一手颤颤抖抖指着对方的红领章:

“你、你……你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也、也动手打人吗?……”

“不打好人打坏人!”那位一九五五年参军的非凡人物说,“八百万蒋匪军都叫老子消灭了!……”

田玉堂昏过去了……

其实,他挨了何止这一掌,还受了种种新奇的酷刑。作者本想把历史的真实一一记下,但是,又可怜那种爱吃甜食的批评家,他们好像是从火星上来的,会眨巴着大眼发问:“难、难道生活是这样的吗?……”为了不叫他们那颗天真的心受伤,因而作罢。

田玉堂苏醒后,两眼木愣愣的,变成了另一个人。任你怎样,他总不开口——他确实再也没有什么话可说了。这个见多识广的田老板,见过共产党,见过国民党,见过鬼子,见过二黄,见过“十一路”,就是没见过眼前这伙人物,他们什么都不像;说不像,又都有些儿像,天老爷才知道他们是什么星宿下凡!还有什么可说呢?……看守他的人,只是偶尔听见他在梦中呜咽:

“毛主席哎——,我冤啊——!”

又过了一天,他不但不说话,连饭也不吃了,进行绝食。

那两位非凡人物,接到了电报,要赶回去揪斗严赤,时贵如金,无法纠缠。他们向季头头等交代了一番,飞了。

田玉堂得到恩释,回到了家。

又过了些时,等田玉堂能走动了,季头头以县公检法的名义宣布处理决定:田玉堂是被走资派包庇的漏划富农,有严重特务内奸嫌疑。今戴上富农帽子,押回原籍田庄管制劳动。同时,责令他继续交代揭发问题,然后视其态度好坏,作最后处理。

读者也许会奇怪,这个处理不伦不类,算个什么名堂?既未查清,怎能处理?既曰决定,哪有“最后”?季头头官不官、民不民,怎能代表专政机关?——是的,不要说读者奇怪,连我作者也感到奇怪。然而,当那位“永远健康”的赫赫尊神在位时,无奇不有,这又有什么可怪呢?

至于漏划富农一事,那是田玉堂一句气话惹出来的。读者明白,他过去主要是做生意,土地出租不过三十亩。四七年土改,开始划他富农。田玉堂不服,气鼓鼓地扬言要给严赤司令员写信申诉。其实,严赤那时奔驰在东北战场,音信根本不通,田老板不过是摆老味、乱咋呼而已。后经本县复查,按照政策改为工商业兼小土地出租。事隔二十几年,不知是谁又把老话翻了出来,掐头去尾,添枝加叶,他便成了一个被走资派包庇的漏划富农。

他带着老伴和小女儿,被押到田庄,在宋老大手下养猪。宋老大一脸黄胡子如刺猬,说话懵里懵气,心肠却软得很。他见田玉堂成天苦着脸,拖着被打伤的左臂,心中不忍,什么重活都是自己干,只叫田玉堂拿着竹竿赶赶猪。村上的社员对这個漏划富农也划不清界限。大家多少听说过他的故事,虽不明底细,总感到蹊跷。东家西家,常拔点新鲜蔬菜送给他。每逢红白喜事,也有他的一杯酒。

冬去春来,万象更新。田玉堂听到了一个喜讯:县革委会成立了,第一把手就是田有信!他把宋老大邀到家中,高高兴兴拿出半斤酒,说:

“这下好了!田有信对我的苦情一肚数!他就是那次出了力,我又鼓吹了一通,才当上税务所长的!——老大,这一段多蒙你照应,我是不会忘记的!来——”他举起了酒杯,水貂般的小眼睛又有了活气。

第二天,他便跑到县城。不巧,田主任外出开会去了。跑个空也没什么,田主任上了台,总有出头之日,等就等等吧。

过了些时,宋老大跑来告诉他一个更令人吃惊的好消息。他气吁吁地说:

“田大爷,不得了!……”

“出了什么事?”

“林×××是个大秃子,大坏蛋!……”

田玉堂一把捂着他的嘴:“你找死喽!……”

“真的!宣传队的同志刚刚在大会上宣布的!大秃子真该死,反对毛主席!他想溜,带了一群老婆上飞机。狗东西,没跑掉,把三叉骨跌断了!……”

“啊——!”田玉堂狂喜地叫了起来。他连忙跑到队长和会计处核对这个消息。宋老大所谈基本正确,不过,他耳朵有些背气,加上宣传队的同志是宁波人,所以他把“叶群”听成了“一群”,“三叉戟”当成了“三叉骨”。

是时候了!田玉堂兴冲冲跑到县里,中饭也不吃,就摸到田主任家。

田主任在阳光下,正一面剔牙,一面看报。田玉堂有三四年没见他了,我们的读者恐怕久违了他近三十年。田主任如今已五十出头,还是白白净净、淡眉细眼,不胖不瘦、丰腴适中。鬓角略有几根银丝,更显出深沉老练的风度。那派头,就是上电影也是无可挑剔的。

“哎哟田主任哪——!”田玉堂二十步外便喊了起来。

田主任抬起头,眉眼间略略流露出几丝惊讶,含笑招呼道:

“啊——,来啦,请坐!”

这一声“啊”,很有讲究。田玉堂如今很不好称呼,大爷、田大爷、田廠长、田委员、田玉堂、老田、田老……均不合适,唯有这声不咸不淡的“啊——”,恰到好处。

“你身体还好吧?”田主任敬了客人一根中华牌,然后“啪”地丢过去一盒火柴。这一敬一丢之间,也很有分寸,没有七八年功夫是难学会的。

“哎哟田主任!你还不知道吗,我罪受得大喽!真把人冤死了!这下好啰,你当主任了,请你……”

“我们不谈这个吧!”田主任打断了他的话。

“哦,怎么?……”

“属于公事,到机关去谈。公私分开,在家不谈公事,这是我立的规矩。”

田玉堂傻眼了。忽然,他叫道:

“哎,我讲的就是私事呀!你看,我现在被戴上了帽子,工资也扣了,每月只发十二元的生活费,我要求……”

“不,你谈的还是属于公事,”田主任含笑开导他,“是届于运动中的处理问题。如确有出入,也可以申诉。不过,公事公办,在家里不便谈。现在经过文化大革命了,我们一言一行都要符合毛主席思想,不能讲什么私人关系、私人路线,一切都要按原则办事……”

田玉堂肚里只有榆面,没有理论,愣了半天,也想不出一句符合原则的反驳的话来。

“你吃过中饭没有?没吃,弄一点——阿姨!”

田玉堂肚子确实叫了,不过,“公事”不能谈,吃这个饭有什么滋味呢?于是,他说:

“不用忙,我吃过了。田主任,那我就告辞了,到机关找你吧!”

“可以嘛,不过,要由办公室统一安排。”

田玉堂离开了主任的家,心里难免不感到失望。但是,“公私分开”,谁又能说不对呢?何况,田主任还敬了烟的,又招呼阿姨弄饭……

隔天上午,田玉堂上机关谈“公事”去了。走到大门口,便被挡了驾。

“找田主任?……”大门口的一位,拿两只眼睛把他浑身上下那么一扫,“你哪个单位的,啊?”

“我原来在蚊香厂,如今在田庄生产队劳动、劳动……”

“噢——”那位的目光已把他的五脏六腑看透了,“有事去找你们公社,田主任开会,没空!”

“哎呀同志!我有要紧的事哟……”

“不是跟你讲过吗?开会,没空!去去!”那位背过了尊脸。

第二天去了,那位还是老话,只加了一句:“现在大修水利,不要逛来逛去,快回去!”

第三天,田玉堂发了个狠:“有空也罢,无空也罢,我今天非要见田主任一面不可!”

两下一争,便围来了几个观众。

“你叫大家评评这个理!我一肚冤屈,好容易等到林秃子垮台了,我要找田主任,跑了三趟,这位同志就是不给进!”

“早说了,你去找公社,或者找原单位……”

“公社和厂里都不了解情况,只有田主任兄一肚数!他和我一起送严司令员的夫人到镇江的……”

“噢,怎么回事?”一个街头观察家发了好奇心。那些无所事事而对八个戏又看腻了的人,都纷纷聚拢来看这场街头活报剧。

人一多,大门口那位的喉咙便低了;他喉咙一低,前榆面商的舌头就长了。甚至,他把田主任如何当上所长等等废话,都连汤带水倒了出来。

他的话收到了良好效果,不少人打抱不平。

“你凭什么卡住人家不让进?官僚!”

“好狗莫挡路!”

“林秃子垮台了,还这么厉害吗?糊他一张大字报!”

那位忙赔笑解释:“我做不了主。田主任关照过的,他工作忙。田大爷,你也用不着跑了,反正,我一定负责向上汇报,一声有空,便通知公社叫你来好了!”他关起了大门。

田玉堂虽未如愿,道义上是胜利的。

他回到田庄,把经过告诉了宋老大和家人。

“哼,穿白大褂的!”那个养猪老头听了,忽然冒出了一句话:“人家官当大啰,认不得你了!他不比我们老百姓,我一身土 大布,泥里水里都滚得。”

田玉堂没料到懵里懵气的半聋老头竟是个哲学家。“穿白大褂的”,这句话很刺激他的神经。他想:嗯,是有点像,恐怕是怕我弄脏了他那身白大褂!……不过,他能这样不讲良心吗?而且,我成了特务内奸,他脱得了牵连吗?——不像!恐怕是胆小一点,怕人说是“私人路线”……也不能全怪他,他上台不久,如今工作也难做哟……这么想想,田玉堂心中又舒坦了些。反正,在家等他通知吧。

通知来得非常迅速。第二天,他便被叫到了公社。

接见他的是公安助理员。

“田玉堂!你这几天到哪里去了?你是被管制分子,向谁报告的?你为什么乱说乱动,聚众闹事?老实警告你,严赤还反对敬爱的江×同志呢,你就想乘机翻天啦?两天之内,把认罪书写好!”

一个星期后,公社组织了一个小分队。“上挂黑主子,下打活靶子。”把田玉堂押到水利工地巡回批斗。那凛然大义是:林彪虽然垮台了,但是像田玉堂之类的阶级敌人,对他们主子的失败是不甘心的。他们还想捣乱。他们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聚众闹事,兴风作浪!大家必须念念不忘,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云云。

这第二次打击并不亚于第一次。

田玉堂对生活的信念,几乎完全被击碎了。他认了罪。你说什么罪,他就认什么罪。处处有罪,浑身是罪,也无所谓罪不罪。他弄不清是怎么回事,也不想弄清是怎么回事,反正就是那么回事。夜里,他老伴常听见他在梦中哭泣:

“我的亲娘哎——,我前生作了孽,作了孽啊——!……”

读者看到此处,不知有何感想?好动感情的也许会拍桌子,大骂那个“白大褂”。好动理智的则会说:这要怪田老板自己不知趣。你算个老几,胡吹田主任与你如何如何,怎不令人反感呢?最高明的策略应是:断然否认你认识田主任。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上,这类教训是不少的。作者要请诸君且慢议论,我还得补叙一段资料。

原来,早在找田老板之前,那两位有大来头的使者,就曾经找过田有信。

那时,正在酝酿三结合的领导班子。田副县长在原来常委中不过居于末位,但是,他修养之好无疑是第一的。他是分工管财经的,没抓过重大政治运动,还经常闹点高血压之类,因而人缘不错。在运动中,他不是打倒对象,只被“火烧”了一阵。其实,哪能称“火烧”,不过是个温汤澡。造反派叫他戴高帽子就戴高帽子,叫他跳忠字舞就跳忠字舞,和颜悦色,毫无牢骚。不但他,连他八九岁的小公子也极为懂事,入不了红小兵,还是眯眯笑。他修养到了家,几乎是高大全式的人物了。那位季头头一心想结合他。然而,有人挑剔,说田有信怕字当头,不敢在风口浪尖亮相,不能结合。

这当口,那两位人物来了。季头头找他做过细的思想工作,给他看了那位“永远健康”的一些内部讲话,足足谈了两夜。谈些什么,连他夫人也不知道,作者更不敢瞎编了。然后,他才向两位使者谈出,他“活学活用”第××页第×段语录之后,“初步感觉到的,一些可疑之处。”那些可疑之处,读者早已领会,此处毋庸再述。对方听了,如获至宝。那位的薄眼皮,简直翻上去便放不下来了!但是,到写书面材料时,田有信却大打折扣,仅仅写了到镇江码头为止的一段经过。

“老田哪,你講得很好嘛,为什么不全写上?是不是还有点‘怕字当头呀?”

“不!”田有信柔和而坚定地回答,“你们两位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我当然应该毫无保留地把所有怀疑、传闻和线索,提供给你们。但是,按我现时的身份,我写材料只能写亲眼所见的事实。至于如何透过现象看本质,如何分析判断,那是你们造反派领导上的事了。而且,证明材料只有写事实才过得硬,怀疑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写了也无用。还有,我要对党对同志负责,即使严赤、杨曙是内奸,我也该对他们负责,不能把道听途说都写上。是吧?”说罢,他温文尔雅地一笑。

这一番大道理,说得季头头和那两位人物瞠目相视,不由不暗暗佩服。

他们按图索骥,提审了严家忠,攻下了曹约翰,然后才杀回马枪找到田玉堂。

曹大夫成了日寇和美帝的双料情报员,疯了。他妻子谷大夫割断了自己的静脉,离开了尘世。黄司令员的名字从报上消失了。严赤和杨曙生死不明。小仙下放充军到了一个荒凉偏僻的农村。小戈吃了鬼子的糖果而不认罪,被敲掉了四颗门牙,满嘴淌血。——田有信却荣任了县革委会第一把手,他的白大褂不但干干净净,而且飘飘抖抖。

可惜田玉堂不了解这段内情,否则就不会白找钉子碰了。不过,话说回来,田主任所负责任也有限。他听到汇报之后。把组织部季部长(就是那位季头头)找来吩咐了一句:“听说田玉堂在闹呐,你去妥善处理一下。”——“妥善处理”,如斯而已!

公元一九七七年八月一日建军节,黄司令员的名字见了报。

八月二日,田主任就把季部长等几个人找了去,查问处理积案的情况。季部长结结巴巴,田主任脸上出现了少有的愠色。

“你们为什么老拖拖拉拉?要跟上新的形势啊!像那个田玉堂,我早就讲过要妥善处理了!什么特嫌内奸,黄司令员都上报了,他还有屁的问题!什么富农帽子,摘了就是!拨乱反正,要快!当然啰,也要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红线总是占主导地位的嘛!我们做事,要能经得起任何时候的任何检查!”

季部长奉命找到田玉堂。

他谈了领导对田玉堂的关怀和负责,宣布现已审查清楚,排除特务内奸嫌疑,摘掉富农帽子,恢复他的工资,工作另行安排,等等。

谁知,田玉堂翘起了尾巴,不肯签字。

“什么排除嫌疑,摘掉帽子?要是在‘四人帮垮台之前,你们能这样,我倒要感激你们。现在呀,哼!我要彻底平反!你们含血喷人,要低头认错!……”

任凭季部长软中带硬,晓以利害,他就是不让,连声叫道:

“帽子我留着戴戴!没关系,反正也戴惯了!我倒要看看,现在是真共产党还是假共产党!?……”

季部长回去如实汇报了,感到很棘手。田主任到底高一头,他不动声色地听着听着,听到后来,忽然一笑,说:

“田玉堂的心情,我完全可以理解。像我这样的‘民主派,哪个过去不受冲击、不是一肚的火?但是,他那些话,什么真共产党、假共产党,是根本错误的。现在‘四人帮已经垮台了,你对以华主席为首的共产党是什么态度?是无限信任,还是怀疑一切?这可是个原则问题,不能含糊。这样吧,你再个别调查一下,收集整理……”

说到这里,田玉堂该感激田庄的老百姓,特别是那位半聋的养猪人了。宋老大有种农民式的智慧和狡黠,耳聋眼不花,五颜六色的人都套不出他的话。他懵里懵气地吐道:

“啊啊?什么真的假的……我只晓得苦工分是真的,没有时间陪你闲聊。[欧]喽喽喽——!我要喂猪,请让让,别碰脏了你那白大褂![欧]喽喽喽——”

杨柳吐叶时,一个消息传遍了唐河两岸:老红军黄老虎来了!

黄司令员真是头老虎,那些人想害他,又怕捋虎须。他很得军心,性烈如火,发起威来,说掏枪就能掏枪。因此,那些人只把他软靠了边。如今他提拔了,是某大军区副司令员。刚去看过受难的老战友们,又重游唐河旧地。

田有信闻风赶到时,他正在凭吊烈士陵园。

一座烈士纪念塔,矗立在青松之上。塔顶屹立着一个持枪的新四军战士铜像。将军屈着负过伤的右腿,凝神默坐在塔下的烈士碑前。松涛呜咽,陪同他来的同志,环绕肃立。

田有信轻手轻脚走到一旁,偷眼瞧瞧黄司令员。将军只剩下了几根稀落的眉毛,眉骨显得像险滑的怪石。他一言不發,把石碑上密密麻麻的烈士姓名挨个细看,一颗浑浊的老泪,从他眼里慢慢渗了出来,流过渠沟纵横的皱纹和月牙形的刀疤……他背后紧站着一位年轻的女同志——田有信差点叫了起来,活像杨曙!她没有泪,脸色激动得发白。

等将军拄着手杖站起来了,田有信才连忙跨前两步,恭恭敬敬唤道:

“黄司令员,您好!您记不得我了吧,我叫田有信……”

“哦,记得!”将军眉骨一耸,声音还是很洪亮,“听说你现在是父母官啰!”

那个女同志回过脸,冷冷瞧着他。

“这一位,呃,很像杨曙同志么……”

“你的记性不错!她就是小仙。杨曙来不了啰,背脊骨都被踩断了,说是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她永世不得翻身!……”

“唉唉!……”田有信不禁打了个冷战,顿了下,忍不住又问:“严司令员呢?”

“死了!”将军脸颊上的刀疤可怕地痉挛了一下,“被打黑枪的活活整死了!”

小仙冷冷的目光变成了白热的仇恨。

“唉,万恶的‘四人帮!老同志都受尽了迫害……”

“哼,‘四人帮,还有帮四人哩!”将军愤愤地扬起手杖,走着。走了几步,他忽然问道,“田老板他怎样了?”

“还用说嘛,他和我都受了不少罪!现在,政策正在落实……”他忽然把声音压低了,“我们县里的组织部长就是个震派人物,坏得很,我想把他拿掉!调查时,我强调要对党对同志负责,坚持只能讲亲眼所见的事实,他就……”

将军似听未听,打断了他的话:“哎,田老板那个政策,你们到底怎样在落实啊?”

“我们正在做工作。我主张彻底平反,可是有些同志还心有余悸,说他是个资产阶级,经历复杂,路路通……”

“对嘛,他是个资产阶级,路路通!鬼子、汉奸、土匪,顽固派,他都有关系,一身泥,一身脏!这都过去了几十年了嘛,可是——”将军连连把手杖狠捣了几下,“人家的心是向着共产党、新四军的,没有通林彪、‘四人帮,比起那些‘干干净净的共产党员要干净得多!……”他唰地掉过身,怒冲冲地朝前面的小轿车走去。

田有信的白脸一下变灰了。但是,他很快恢复了镇静,恳切地说:

“司令员,您上哪里去?我们县委早把中饭准备啦!听说老首长来了,大家都兴奋得不得了!……”

“谢谢,你那个饭我吃不下去!我要去看田老板。统一战线是党的三大法宝之一,人家为人民做过好事,我们共产党人不能不讲政治道德!”

小仙把轿车的门砰地关上了……

这部轿车开到田庄时,田玉堂正在帮宋老大喂猪。

小仙第一个跳下车,噙着眼泪喊了声:

“田大爷——!我是小仙,黄司令员来看望您了!……”

田玉堂只“哎哟——”了一声,便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他的喉咙被一种又甜又苦又酸的东西噎住了!将军也是一句话说不出来,只是紧紧抓住了他那双沾满猪食泔水的手……

成百上千的群众纷纷向田庄涌来,人人含着热泪,庆幸又见着了老八路和真共产党。人们七嘴八舌,流传开了不少新的传说。有的传说严赤临难时如何壮烈,有的传说杨曙背脊骨被踩断时还在高呼“共产党万岁!”……要把这些都写下,不是这篇短文所能为力的,作者只能简单交代两点:一是将军当天就把田玉堂带上车,送到第一人民医院治伤去了;二是不久上级派来了工作组,深入发动群众揭批林彪和“四人帮”。乍一看,老谋深算的田主任面色还是如常,至于他这次到底能不能把他那白大褂上的污秽和血迹洗干净,那就很难说了……

1978.8.

原载《北京文艺》1979年第3期

①抗日根据地内流通的货币。

②春秋时代,秦国背信弃义,秘密派兵袭击郑国。秦军到了滑国(现河南偃师县南)境内,这时郑国有个卖牛的商人名叫弦高,正要到洛阳去做买卖,碰见了秦军。弦高知道秦军来意,爱国情切,就冒充使者。带上四张熟牛皮和十二头牛,假意代表郑国慰劳秦军。以便一面延缓秦军,一面派人飞报郑国,从而救了郑国。

③抗战时国民党专搞摩擦的反共顽固军队。

方之(原名韩建国),男,出生于1930年,祖籍湖南湘潭。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作家。学生时代即参加革命斗争,后主动要求成为专职作家。1957年,和高晓声、陆文夫、叶志诚等筹办同人刊物《人间》,受到政治冲击并被处分。1969年率全家下放苏北农村,1978年被恢复有关名誉。1979年主持创办文学杂志《青春》,同年因病去世。早期代表作品有中短篇小说《兄弟团员》《在泉边》《浪头与石头》等。中期代表作有,《岁交春》《看瓜人》《出山》。最后作品《内奸》发表于《北京文艺》1979年第三期,获得该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责任编辑 张颐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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