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逻辑证成

2020-05-07 08:02:41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年2期

杨谦 张星

摘要:当前我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不断增长。对生态环境的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本质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承前人生态治理经验,凝聚全党全国人民智慧结晶,立足于中国和世界的生态问题,积极主动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包含着理论、现实、制度与价值四条逻辑主线,其中,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逻辑体现理论深度,现实逻辑提供问题导向,制度逻辑保障制度基础,价值逻辑呈现价值引领。探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逻辑证成对于理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程、进一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发展

中图分类号:D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68(2020)02-0010-08

起源于英国并扩展到全世界的工业革命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它所带来的巨大生产力,造就了人类社会不同于以往的繁荣景象,但这繁荣的背后却是对自然资源的巨大需求在支撑着,再加上人类认识水平有限,还没有彻底意识到自然对于人的重要性,于是,在可见利益的驱使下,人类对自然资源无竭尽、无调节、无控制地索取,最终导致了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生态危机。生态危机就其实质而言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如何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解决生态危机是当前我国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人民对生活在一个优美的生态环境中的需求不断增强;随着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不断加强.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共享发展机遇,也共同面对发展挑战,而全球性生态问题就是其中最大的挑战之一。在此背景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了“五位一体”的高度,创造性地提出、发展了一系列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其中包含着理论、现实、制度与价值四条逻辑主线。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逻辑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思想直接来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论述,吸取了中国古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智慧结晶,继承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中央集体领导下不断推进的生态文明建设的丰富经验。

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观首先从哲学的高度论证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种论证源于二人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自然观的批判。在黑格尔那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辩证关系,二者相互依赖,自然为人的生存提供必要的空间和条件,人在实现自己的生存过程中改造自然。但是,黑格尔的自然观就其本质来说是一种绝对精神的自然观,是绝对精神自我运动和异化的结果,最终还是要回归绝对精神本身。费尔巴哈在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自然观的基础上.把自然观重新引向了唯物主义的道路。他强调了自然对人的重要性,认为人是自然的产物。但是,费尔巴哈在强调自然的重要性的同时,把人归结为动物性的存在,因而在费尔巴哈那里人丧失了“人”的属性,只留下了动物的属性。马克思、恩格斯在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自然观进行批判的同时,继承了黑格尔自然观认识论上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辩证关系的观点以及费尔巴哈自然观本体论上的唯物主义观点,实现了对二者的创造性融合与发展。马克思认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人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除此之外,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论证了人的形成,“从最初的动物中.主要由于进一步的分化而发展出无数的纲、目、科、属、种的动物,最后发展出神经系统获得最充分发展的那种形态,即脊椎动物的形态,而最后在这些脊椎动物中,又发展出这样一种脊椎动物,在它身上自然界达到了自我意识,这就是人”。因而,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人本身就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处于共同体中,人在发展自身的同时也在依赖并改变着自然,二者是一种辩证关系。其次,马克思、恩格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揭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描写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工作条件等,从侧面揭示了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他认为,资本逐利的本性决定了资产阶级不计后果地获取自然资源,以及尽可能降低生产成本(这就包括了粗暴地開采自然资源以及随意地、不经处理地向自然排放工业垃圾),这种单方面的索取、破坏是与自然的不等价交换,其结果是导致了生态危机,而生态危机最终就发展为人的生存危机。就像恩格斯所讲的那样:“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会对我们进行报复。”最后,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只有实现共产主义,才能彻底解决生态危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追求利润的本性决定了它不可能牺牲自己的利益去保护生态环境,因而“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对我们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现完全变革”。也就是说,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实现“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

中国传统文化的经济基础是生产力水平低、自足自给的小农经济,这种经济模式是一种“靠天吃饭”的发展模式,因此在普通大众中形成了一种“对自然敬畏”的生态平衡意识。但是这种对“自然敬畏”的生态平衡意识并不意味着古代人们的发展处处受限于自然,相反,当时的人们依靠自己的智慧发展出了基于当时现实情况的独特生态文化。主要体现为:首先,当时的一些知识分子率先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思考,他们一方面看到了自然对人的限制.但另一方面主张在充分认识自然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发挥人的主动性以达到对自然的合理利用,从而实现人的更好的发展。《列子》就曾说:“天有时,地有利。吾盗天地之时利,云雨之滂润,山泽之产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筑吾垣,建吾舍。陆盗禽兽,水盗鱼鳖,亡非盗也。夫禾稼、土木,禽兽、鱼鳖,皆天之所生,岂吾之所有?”其次,基于当时自然灾害给人类的生存、生活带来的不利影响,古代人们还有效利用当时的“天时~地利”,充分发挥“人和”的作用,以降低自然灾害带给人的不利影响,减少甚至消除自然灾害的发生,大禹治水、都江堰工程以及各朝各代积极修堤筑坝就是典型的例子。此外,古代人们还意识到了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主要体现为主张在自然承受能力范围内进行生产。《荀子》中曾说:“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湾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最后,中国古代还把对生态的保护提升到国家制度层面,并颁布执行了严格的惩戒性的法条律令。《周礼》曾记载,设立“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为之厉而为之守禁”,“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这就是历代王朝一直延续的虞衡制度。总而言之,中国古代对合理利用和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视以及由此创造出的丰富的生态文化,在今天仍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方面尤其是工业方面的发展,如何协调好工业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问题呈现在我们面前。对此,不同时代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做出了不同的回答。在改革开放之前,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针对不同的生态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生态保护和建设的重要措施,主要体现为:针对洪涝自然灾害,主张修建水力设施防御水域灾害;针对“人口压力”所引起的“环境、资源的压力”,主张加强对人口的控制;针对植被破坏、环境污染,则提出了植树造林、水土保持、环境污染治理等方面的措施。除此之外,1973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对在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研讨并做出了重要部署。这些充分体现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早期对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由此引发的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和生态系统破坏等问题使我国生态环境的保护、生态文明的建设面临很大压力。基于这种现实,我国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维角度开展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提出了一系列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势的政策主张。比如在邓小平时期倡导全民义务植树活动,并将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上升为基本国策;江泽民时期主张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实现经济建设和生态保护的协调发展;胡锦涛时期则直接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思想。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后,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人民对生态环境的治理与保护的需求更加迫切。随着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不断加强。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共享发展机遇,也共同面对发展挑战,而全球性生态问题就是其中最大的挑战之一。对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环境问题。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五位一体”的高度,并提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主张,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步入了全新时代。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逻辑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主要是基于中国现实的生态危机和全世界共同面对的全球性生态问题的现实而提出来的。在国内,它着眼于治理环境污染问题,立足于缓解资源不足的压力,致力于解决生态系统的破坏和退化的危机。在国际上,它放眼于整个世界的生态问题,为其解决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从国内来看,环境污染、资源不足、生态系统的破坏和退化构成了当前中国面临的三大主要生态问题。

环境污染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将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并取得了显著成就。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由3679亿元增长到2017年的82.7万亿元,年均实际增长9.5%,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2.9%左右的年均增速。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生产总值的比重由改革开放之初的1.8%上升到15.2%,多年来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与此相反的是,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模式、对经济利益的盲目追求以及对企业排污问题缺乏有效监督和管理,使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困扰、威胁居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的重大问题,其中空气污染(尤其是雾霾问题)、水资源污染、土壤污染等问题更是直接成为关乎人民生存健康和安全的大问题。因此,环境污染问题成为了当前民众最为关心和关注的问题之一。

资源不足的压力。首先,中国幅员广阔、资源丰富,许多资源储备位居世界前列,但由于中国人口数量位居世界第一,使得中国人均资源占有量少,这是由人口问题造成的资源分配压力。其次,中国的经济发展长期以来以第二产业——工业为主,而工业的发展需要大量非可再生资源的支撑,这种对资源的巨大需要与资源的有限供给之间的矛盾引发了资源供给压力。再次,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经济的发展模式仍以低端加工为主,无法达到对非可持续资源的充分利用,因而部分资源由于利用不足而造成了一种隐形的浪费。此外,自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一方面确实促进了中国的经济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对利益的狂热而盲目的追求,造成了部分人在短期利益的驱使下对资源的滥用,从而加剧了资源的供给压力。最后,中国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非可再生资源的利用开发,对于可再生资源则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开发利用不足,可再生资源的开发利用未能跟上经济发展的脚步,因而导致了后备资源的供应不足。综上所述,当前中国面临严峻的资源不足的压力。

生态系统的退化与破坏。首先,中国国土东西、南北跨度大,气候多样,地形复杂,由此形成了蕴含丰富的物种资源的生态系统。近几十年来,经济发展对自然界的各种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早已远远超出了自然界的承受能力和“自我恢复”能力,使得生态系统不断退化。比如说,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每年的水土流失量高达50亿吨,全国遭受水土流失的耕地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3,荒漠化土地面积为262.2万平方公里。其次,由于缺乏对生态系统重要性的认识,许多企业肆无忌惮地将一些带有污染性的工业垃圾排放于自然界.这不仅影响了自然的整体观感,而且破坏了生态系统。最后,一些新开发出来的产品,未对其负面影响进行充分研究,就在其将会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诱导下迫不及待地进行生产并投入市场,而这些产品中的一部分在经过实践检验后被证明确实破坏了自然界的生态系统,“白色垃圾”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例子。人的生存发展离不开生态系统,或者说人本身就是在生态系统中生存发展,生态系统的破坏和退化关系到人的切身利益。因而生态系统问题的解决已刻不容缓。

从国际上来看,工业文明带来的现代化生产方式在世界各国扎根立足,由此带来的人与自然之间不等价交换的紧张关系成为世界各国或多或少面临的普遍性问题。再加上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世界各国之间的交流交往日渐频繁,人类逐渐形成了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这导致了一些全球性问题.而其中生态问题是最为重要的全球性问题之一,如全球气候变化问题、能源资源问题、土地荒漠化问题等。此外,随着人类认识水平的提高,人类越来越意识到了各个国家各自治理本国的生态或者仅仅依赖一两个国家的行动根本无法解决生态问题.必须要全世界联合起来共同应对。“建设生态文明关乎人类未来。国际社会应该携手同行,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之路。”最后,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以及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活跃程度不断提高,我们国家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越来越意识到联合各国共同应对全球性生态问题的重要性。对此,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是积极为全球性生態问题的解决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构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独具特色的内容之一。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逻辑

从党的十八大首次将生态文明建设提高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高度,并首次提出了生态文明制度的理念,到党的十九大“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加快形成”,这充分显示了我们党和国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视。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正在加快构成一个独立的体系.在国内逐渐形成了以包含法律制度建设、政治制度建设和经济制度建设为主要内容的完善的制度体系。

构建以生态文明建设为主要内容的法律体系。“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法律对所有人都具有一种普遍的、平等的约束力,是不可突破的底线。我们国家是一个法治和法制的国家,这要求我们要基于社会发展的现实不断建立健全法律体系以满足国家治理和管理的需要。当今社会,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若不妥善解决必将威胁社会的稳定、国家的繁荣昌盛和长治久安。因而,必须要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到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形成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独立的完善的法律体系,通过立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这一方面显示了党和国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视,另一方面则为开展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和支撑。除此之外,法律赋予人民相应的权利和义务。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法律则赋予人享受美好环境的权利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义务,这一方面促使人们为争取自己的合法权利而与破坏生态环境的人作斗争,从而形成良好的社会生态监督机制,另一方面则在人们身上形成一种普遍的约束力,使人们不得不约束自身的行为从而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此外,法律具有相对稳定性,这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一个相对持久的法律环境。构建以生态文明建设为主的法律体系,是党和国家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在政治制度中形成体现生态文明建设状况的评价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生态文明建设是自上而下推动发展的,它在政治领域中主要体现为领导干部的“所为”。因而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就必须让领导干部的“所为”符合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这首先需要完善关于领导干部的经济社会发展考核评价体系。以往对领导干部的评价主要是以经济贡献为主,这种评价制度一方面确实会促使领导干部积极投身于其所在职地区的经济建设,促进本地区经济的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另一方面,这种以经济贡献为主的评价制度会使领导干部忽视甚至纵容经济发展过程中企业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现象,影响地区居民的生活质量甚至健康。改变以往以经济贡献为主的评价制度,建立体现生态文明建设状况的评价制度,使生态文明建设状况在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中占有很大权重,这既是对以往评价制度的完善,又对领导干部的工作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其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其次,还要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对那些不顾生态环境盲目决策、造成严重后果的人,必须追究其责任,而且应该终身追究”。责任追究制度是对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评价制度的补充,它迫使各领导干部约束自身行为,做出科学决策,尽可能减少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有效地保护和建设生态文明。最后,鉴于生态环境的系统性,生态环境的治理也要统筹治理,“用途管制和生态修复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如果种树的只管种树、治水的只管治水、护田的单纯护田,很容易顾此失彼,最终造成生态的系统性破坏。由一个部门负责领土范围内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职责,对山水林田湖进行统一保护、统一修复是十分必要的”。统筹治理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方法论指导,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更加科学化,体现了生态文明的评价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体现了我们党和国家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决心,让领导干部的“所作所为”更加绿色、更加科学。

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强化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对资源的合理有效利用。“保护生态环境不仅要依靠政府的监管,同时也要通过各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鼓励市场主体积极参与环境保护。”生态环境的破坏主要源于对经济利益的盲目追求,因而要想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就必须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有所作为。首先,针对企业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要健全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在经济发展中,企业污染的排放是不可避免的,而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建立健全,意味着企业要为污染的排放负责。负责则意味着企业生产成本的提高,为了尽可能追求最大的利润,企业一方面不得不加强对污染的再处理以尽可能减少污染对环境的破坏,另一方面则加强技术研究以减少污染的排放和降低污染的破坏力。其次,经济发展离不开资源的开发利用,特别是非可持续资源的开发利用,然而非可持续资源的不可再生性意味着经济的发展是不能长久依赖于非可持续资源。因此,在经济体制改革中,要“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这一方面更加体现资源的“稀缺性”价值,另一方面则意味着企业要尽可能挖掘资源利用的潜力,使资源发挥出最大的价值。无论是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还是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都在着重约束资源主要使用者的行为,使资源的使用能够在最小的破坏力基础上最大程度地被利用。除此之外,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鼓励和加快可再生资源的开发利用。对可再生资源的开发利用将实现经济的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绿色发展,让经济的发展更具有持久力。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强化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对资源的合理充分地有效利用,践行绿色发展模式,将会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双赢”的局面。

在国际上,中国秉持大国之责任,彰显大国之风采,在参加、参与世界性组织和活动中积极推动建立健全全球治理体系,为有效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中国力量,而生态问题更是其中重要内容之一。首先,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各种组织、活动中积极宣传全球性生态问题治理的基本原则。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如“为发展求安全、以安全促发展的理念…‘绿色发展理念”“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理念”等。其次。中国积极加入关于解决生态问题的全球性组织,并践行组织的原则和达成的协议,“多年来,中国政府认真落实气候变化领域南南合作政策承诺,支持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挑战”。最后,中国勇担大国之责任,主动带头在全球性活动中践行生态文明建设理念。为解决全球性生态问题提供中国方案。比如中国提出了“我们要着力深化环保合作,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携手打造‘绿色丝绸之路”。通过宣传新理念,加入并践行关于解决全球性生态问题的组织及组织的原则、达成的协议和为解决全球性生态问题提供中国方案,中国正在着力构建全球生態问题治理体系,这是中国作为全球性活动主要参与者的必然选择,体现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的世界性的一面。

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逻辑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在继承前人优秀的生态理念的基础上,基于社会现实多方面的考虑,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体系。这不仅对我国而且对整个世界具有重大的意义,它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和深刻的时代价值。

生态文明建设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农耕文明时代,由于较低的生产力水平和有限的认识水平,人类的生存几乎全部依赖于自然,而且由于对一些自然现象难以做出“理性”的解释,于是人以自身为模板创造出了“神”的角色并以其为信仰。因此,此时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在“自然支配人”的基础上达到了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状态,人在自然的支配下被动地生存着。进入工业文明后,由于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人类认识水平的提高,人类以一种强制力征服了自然从而打破了“神”的统治,人以胜利者的角色不断向自然索取战利品,并一次又一次地挑战自然所承受的底线,因此在工业文明时代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支配自然”。这种不平衡的生态关系导致人毫无限制地向自然索取各种资源以满足自身的欲望,带来了各种环境污染问题和生态系统的退化、破坏问题,并最终反馈到了人身上使人的生存承受各种危机。工业文明造就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并由此引发的人的生存危机,使人不得不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正是这种关于“生存危机”的思考使人认识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而是一种真正的平等关系。我国由于工业文明建设较晚,面临的严峻国际形势逼迫我们防止落后就要挨打,不得不加快发展的脚步,以此维护国家的独立、民族的繁荣、人民的幸福。对此,我们国家一直以来特别重视社会经济的发展,并取得了巨大成就,尤其是工业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尽管我们从未忽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并也希望实现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协调发展,但我国的生态环境还是因为过度追求经济的快速发展而遭到很大的破坏。这严重侵害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也影响了我们党和政府的形象。因此,开展生态文明建设,追求一种真正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平衡关系,是目前党和政府工作的重点之一。從社会历史发展角度来看。不论是整个人类社会还是仅限于我国,人与自然的关系经历了自然“支配”人、人“支配”自然、探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的变化过程,这一变化趋势显示了人的持续发展离不开自然。在当下,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是对社会历史发展的继承与反思,具有深刻的时代价值。

生态文明建设是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体现。我们国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的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因而人民的需要始终是党和政府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意味着人民群众面临的主要困难是基本的生存需要问题,归根结底是生产力发展水平问题,因而党和国家工作重心放在了经济建设方面。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巨大的成就,从国际上看,我国经济发展速度位居世界前列,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和世界第一大农业国;从国内来看,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国家成功解决了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使得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在满足了基本生存需要的同时,产生了更多、更深层次、更高质量的需求,这些需求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更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也正是这些需求的变化暗示着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改变。“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在新时代,“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仅包括经济上收入的合理提高、政治上的更加民主、社会的和谐等,生态问题更是人民群众日益关注的话题之一。在新时代,生态问题已经影响到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人民群众越来越诉求一个绿色干净的生态环境。因而,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回应了人民群众的呼声,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生态文明建设可以推动经济更高质量的发展。以往,无论是我国还是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特别强烈,并且在开发利用中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很大的破坏,这似乎给了我们一种错觉:经济的发展与生态环境的保护之间存在不可协调的矛盾。目前,尽管我国经济发展对自然资源的依赖性很大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但我国在吸取其他国家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生态环境的破坏尚未达到严重地步时及时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并在建设中努力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实现经济发展与保护生态的协调发展,努力做到“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绝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我国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基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经济发展道路——绿色发展道路,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绿色发展是新型生产和生活方式。”在经济发展常态下,走绿色发展道路,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解决好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破坏之间的矛盾,实现经济高质量的发展,这是我国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它正在证明着生态文明建设也能推动经济的发展,并且是更高层次、更加环保、更可持续的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证明了它不仅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而且具有更高层次的经济价值。

生态文明建设是整个世界健康持续发展的本质要求。航海大发现、工业革命以及交通运输工具的不断改良,打破了世界各国、各地区之间以往孤立的状态。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世界各国各地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整个地球成为了各个国家、地区休戚与共的“地球村”,这不仅意味着经济的全球化,而且意味着各种领域的全球化,其中更是包括各种问题的全球化,生态问题也是其中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因此,生态问题并不是我国独有的问题。它是整个世界共同面临的问题之一。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开展生态文明建设不仅面向国内,而且更涉及整个世界,中国倡导生态治理理念、践行生态协议、提出绿色发展道路、构建全球治理体系,为实现世界的健康持续发展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对推动整个世界生态环境的治理、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它是世界性的生态文明建设,因而它具有全球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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