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长安僧尼葬地

2020-05-07 08:02:56 《寻根》 2020年2期

杨镜

隋唐时期的长安不仅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亦是当时的佛教重镇。这一时期,长安佛教兴盛,名刹林立,四方僧尼云集,留下了大量佛教史迹及佛教徒的墓塔。学者根据佛教徒的塔上铭文、文献记载等资料对隋唐长安的佛教展开了研究,成果丰硕。但对佛教丧葬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佛教徒葬地的研究寥寥无几。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僧尼墓志、塔铭、传记等资料对隋唐时期长安的僧尼葬地进行探讨,以寻求隋唐长安僧尼葬地的分布情况及其原因。

僧尼葬地

僧尼葬地即僧尼圆寂后安葬其遗体的地点。《四分律删繁补缺行事钞》卷二十六记载了僧尼的四种葬法:“二明葬法中国四葬:水葬投之江流,火葬焚之以火,土葬埋之岸,林葬弃之中野,雕虎所食。律中多明火林二葬,亦有埋者……”不论是火葬、林葬,还是土葬、水葬都需要一个归属点——葬地。隋唐时期长安佛教兴盛,佛寺林立,僧尼众多,故而以此为基点探寻僧尼葬地成为可能。据僧传、塔铭、墓志等相关资料可知,隋唐时期长安周边有大量的僧尼埋葬地点,较为集中的是咸阳原、终南山等地。另外,隋唐时期长安僧尼应有公共葬地。

1.公共葬地

隋唐时期长安会集各地佛教徒,统治者的礼遇使得他们译经弘法,著书立说,一时间僧尼溢于三辅,寺塔遍于京城。高僧大德不仅生前得到统治者眷顾,圆寂后亦是风光无限,其葬礼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唐弘福寺僧人智首于贞观九年(636年)病重而卒于住寺,“皇上哀悼,下敕令百司供给,丧事所须,无令周备,并给地十亩于京西郊龙首原,县夫三百筑土坟之,种柏千株,于今茂矣。”(道宣撰、郭绍林点校:《续高僧传》,中华书局,2014年,第856页)智首丧事经统治者一手操办,开僧人国葬之先例。长安高僧大德众多,但也有大量的普通僧尼,因而普通僧尼的葬地就不如高僧大德那般,经费亦不如高僧大德充裕。这时,僧尼公共葬地便是普通僧尼的最佳选择。

僧尼公共葬地当指僧尼共同的埋葬区。这类埋葬区的特点是各寺的僧尼包括居士都可以入葬。僧尼公共埋葬区并非隋唐时期的产物,早在南北朝时期已经出现。《高僧传》卷三记载:“智严圆寂后,其弟子移尸向凡僧墓地。而尸重不起,改向圣墓则飘然自轻。”“凡僧”“圣墓”两词可以看出僧尼公共墓地是为普通僧尼提供的。另《高僧传》卷八载:“(僧远)以齐永明二年(484年)正月卒于定林上寺,春秋七十有一,弟子意不欲远形影迹杂于众僧墓中,得别卜余地是所愿也。方应树立表奇,即营坟于山南,立碑颂德。”

隋唐时期,长安僧尼的公共葬地应位于古长安城的南郊。《续高僧传》卷二十五记载:“(智实)卒于大总持寺,春秋三十有八,即贞观十二年(639年)正月也……任时量处省事为要,乃葬南郊僧墓中。”“任时量处”“省事为要”八个字交代了众僧墓的特点。僧传所载隋唐时期众僧墓信息仅此一条,塔铭、墓志中亦无发现相关资讯。不论南北朝时期还是隋唐时期僧众公共墓地的史料记载寥寥无几,只能窥见有众僧公共墓地的事实,但具体地点、管理机构等无从知晓。

2。咸阳原

咸阳原是唐代埋葬宫尼最为集中的地方,且主要为唐德业寺宫尼,时间主要集中在高宗、武则天时期。这些宫尼大约是太宗时期的“宫人”,太宗死后出家为尼,故而宫尼不同于一般的尼众,身份、经历也较一般尼众复杂。据出土墓志整理资料(《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以下简称《续集》;《中国佛教金石文献·墓志塔铭部》,以下简称《佛教金石》)可知葬于咸阳原的宫尼有15人,高宗、武则天时期埋葬于咸阳原的宫尼大多不知其详细姓名、家世、削发为尼前所担任的职务,只是统称亡尼或七品亡尼,她们年龄从39岁到95岁不等。15人的墓志同出于咸阳原,生前最后时间停留于德业寺。德业寺是长安一处禁苑内道场,属于“皇宫内供奉佛法处所”之一。(《中国历史大辞典·隋唐五代史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年,第123页)那么德业寺位于何处?为何德业寺的宫尼要葬于咸阳原呢?尚民杰在《唐代宫人、宫尼墓相关问题探讨》一文中进行了论述。他根据《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所载史料判断“德业寺位于禁苑偏西部,鹤林寺之侧,大概在隋唐以前长安旧都城的东部,相对幽静,比较适合设置寺院。”(尚民杰:《唐代宫人、宫尼墓相关问题探讨》,《唐史论丛》第十六辑,2013年)并指出“德业寺位于禁苑偏西处,禁苑之北是渭河,由德业寺出禁苑北边的西门永泰门,再过渭桥无疑是比较便捷的路线,咸阳原这个墓地即在中渭桥以北,相去不远。或者可以说,就德业寺所处位置来看,渭北不失为最佳的葬地选择。”(同上)咸阳原作为德业寺宫尼的集中葬地,体现了以某一寺院或某一宗派为主的埋葬区的形成,与中国传统的聚族而葬以及唐代流行的陪葬制度有一定的关系。

德业寺作为唐时期一个宫廷道场,为“宫人”提供了最后的容身之所;咸阳原因与宫廷内苑的自然距离而被选择为宫尼的埋葬地。虽15方墓志资料不能充分说明问题,但至少可以确定咸阳原是唐代宫尼的集体安葬地之一。

3.终南山

终南山有广、中、狭三个层面的定义。广义指陕西境内的秦岭山脉;中义即现西安市范围内的秦岭,东起蓝田,西至周至;狭义为“太乙”终南山或者楼观终南山。本文终南山的地理范围当取中义,即西安范围内的秦岭,其主峰位于长安区境内,东西绵延200余里。

隋唐时期佛教兴盛,终南山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及自然环境备受长安佛教徒青睐,佛寺较之前代大增,华严、三论等宗亦在此生根并发展壮大,僧尼去世后亦多安葬于此地。据僧传、塔铭、墓志所反映的信息来看,僧尼于终南山的葬地较为零散,最为集中的葬地位于终南山梓谷和至相寺周围。另外,龙池寺一带亦可能是一处僧人葬地。

至相寺、百塔寺是终南山僧尼埋葬最为集中的地方,二者地理位置同处于终南山梓谷,故而学界对两寺的位置及关系一直存有争议,基本为两种观点:一是认为至相寺即百塔寺;一是认为至相寺与百塔寺是独立存在的两个寺庙。笔者持第二种观点。首先,两寺所处位置不同。至相寺位于終南山梓谷内,是华严宗的祖庭,百塔寺在终南山梓谷口,是三阶教圣地,二者之间相隔约2公里。其次,两寺发展沿革不同。至相寺起源于北周武帝灭佛事件,由静渊法师于开皇年间创建,隋唐时期极为兴盛,高僧辈出,后渐衰落。据今人调查天子峪内国清寺即是隋唐之至相寺;百塔寺起源于隋三阶教创始人信行。信行开皇十四年终于化度寺,弟子建塔于梓谷鸱鸣阜,三阶教徒众多陪葬于信行塔侧,形成“百塔之势”。唐时名为信行禅师塔院或百塔信行禅师塔院,宋名兴教院,明代开始才称其为“百塔寺”,并沿用至今。再次,两寺所尊崇的经典及教派不同。至相寺崇奉《华严经》,为我国华严祖庭;百塔寺追随信行禅师,信奉三阶教。最后,百塔寺基本为信奉三阶教、追随信行的僧尼墓塔;至相寺周围虽亦是高僧墓塔环绕,但其没有明显追随祖师的迹象,且埋葬僧人并非特定的佛教宗派。故而,笔者将至相寺、百塔寺作为两个不同的安葬地处理。

(1)至相寺

至相寺位于终南山梓谷内,北周武帝灭佛时,僧人逃匿于此而建。至相寺不仅在北周毁佛中保护了僧人,更是开启了隋唐佛教鼎盛之基,后作为华严宗基地,名噪一时。至相寺在隋唐之盛,使得一些僧人以葬于此地为荣。

至相寺自隋代建立之初,就不断有僧人葬于此地。最早葬于此地的为隋开皇十四年(594年)释昙崇,《续高僧传》卷十七记载昙崇于“开皇十四年十月三十日迁化于寺房。皇帝下敕丧事所须有司供给,皂白弟子五千余人,送于终南至相寺之右,为建白塔,勒铭存今”(《续高僧传》,第640页)。另外,隋大业年间有4位僧人建塔于此,分别是:大业元年(605年)正月释通幽先林葬于终南山至相寺前峰,后于此火燎余骸并起塔;大业元年十一月释慧藏陈尸于林麓,再掩骸起塔于终南山至相寺之前峰;大业二年五月释慧海收骨建塔于至相寺前岭;大业五年释普安遗骸于至相寺之侧起塔。

唐时多是初唐僧人葬于至相寺周围。武德六年(623年),吉藏与道宗同年葬于至相寺。吉藏是隋唐三论宗的开创者,去世前居于延兴寺,示寂时遗命露骸,弟子遵其遗命,送至终南山至相寺,后收其遗骨凿石瘗于北岩;道宗于“武德六年卒于所住,秦府下教赠物二百段,收葬于终南山至相寺之南岩”(《续高僧传》,第385页)。贞观年间有两位僧人葬于此,贞观十三年(640年)至相寺釋智正终于住寺,弟子鸠拾余身于寺之西北凿岩龛之。另贞观十四年静琳卒于本寺后,送于终南至相寺焚尸。

至相寺周围所葬的9位僧人都处于隋至唐初,贞观以后在僧传中未检索到葬于至相寺一带的僧人资料,塔铭亦无记载,这也许与华严宗重心转移,至相寺衰落有关。葬于至相寺的9位僧人基本都是林葬后再以遗骨起塔,但并未像百塔寺那样都为追随信行禅师,以近祖师,得清冈之圣界。可见,二地的林葬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2)百塔寺

隋文帝开皇十四年(594年),信行禅师圆寂于京师化度城,遗体被送到终南山梓谷鸱鸣阜实行林葬,弟子拾其遗骨并在该地建塔立碑。后三阶教徒多送尸终南,于信行禅师塔侧起塔以藏遗骨。隋唐两代,不断有僧人埋骨于此,逐渐形成塔林。唐代宗大历二年(767年)以此为基地建立信行塔院,这一名称从8世纪沿用至10世纪,至宋初方改名为兴教院。如果严格以百塔寺之名为标准,则可能从明代开始(至晚1417年)才正式有了百塔寺之称,清代沿用至今。

百塔寺在信行及其信众墓塔的基础上形成。隋开皇十四年(594年)信行葬于终南山梓谷鸱鸣阜,整个隋代陪葬者只有两人。初唐时期,人数渐增且以僧侣为主。故而,百塔形成不在于隋,而在初唐。百塔寺不仅是僧侣的葬地,还有世俗信徒葬于此,追随信行禅师,于7世纪中期以后形成塔林之态。另外可以看出的是7世纪后期所葬僧侣亦屈指可数,据有关统计,这一时期俗众多于僧尼,家族与妇女的附葬更为明显,这可能是三阶教受到抑制的一种反映。

三阶教开创者信行为何选择在至相寺一带林葬建塔呢?笔者认为,这不仅仅是因为至相寺在隋至唐初时期兴盛,僧人以葬于此地为荣,还可能与至相寺推崇华严宗有关。信行卒于开皇十四年,其时华严宗正在至相寺酝酿形成的过程中,静渊法师与智正法师均注重研究华严与地论,而地论师与三阶教的无尽藏思想与《华严经》的菩萨行思想有关,至相寺又为华严宗的圣殿,也许三阶教选择至相寺北的鸱鸣阜为葬地,与华严宗、地论师的宗派源流有关。

虽现整理出葬于百塔寺的僧尼只有16人,但根据宋人张礼《游城南记》“今小塔累累相比,谓之百塔”,可以看出百塔寺当年的盛况。因此,我们可以将终南山梓谷百塔寺看作是僧尼的一个安葬地。

(3)龙池寺

龙池寺附近是终南山的又一处僧尼葬地。龙池寺位于终南山交谷东岭处,原名野猪池。开皇初年,道判于此结草为庵,集众说法。开皇七年(587年),文帝敕命度支侍郎李世师就此造院以长期供奉,并赐额“龙池寺”。最早葬于此处的应为隋代僧人释静玄,《续高僧传》卷十记载:“大业七年正月二十九日,无疾而化,春秋四十有三……有天水同侣沙门慧严,追想昔言送尸山麓,肌肉已尽,便鸠聚遗身,构兹砖塔于终南龙池寺之西岑。”另外,唐代亦有三位僧人埋骨于此,分别是:武德三年(620年)释普广卒于慈门寺,弟子捃萃余骨,起塔于终南山龙池之峰。贞观十六年(643年)普光寺慧满构疾而终,焚于终南龙泉寺侧,遂瘗于山隅。贞观十六年,释空藏卒于会昌寺,遗身于龙池寺侧,收骨起塔。

龙池寺作为安葬地,从隋建寺到唐贞观年间,僧传中只有四条相应的材料,但从“鸠聚遗身”“捃萃遗骨”“遗身于龙池寺侧”这些记载来看,可以得知安置于此的僧人基本遵从佛教葬法——林葬,并拾骨起塔。故而,龙池寺是终南山的一处林葬场所。

除了至相寺、百塔寺、龙池寺三个集中的地方,终南山一带还分布着零散的葬地,如释昙延于开皇八年(588年)卒后,在终南山焚地设千僧斋,斋讫焚之。释道氤,开元二十八年(740年)终,其年八月二十日葬于终南山阴逍遥园侧,白塔存焉。本文通过对三个集中的葬地整理,发现林葬起塔并不是三阶教的特色。

4。其他情况

(1)葬于先茔

僧尼圆寂后附葬于先茔或归葬乡里也是僧尼葬地的一种选择。《唐故法界寺比丘尼正性墓志铭并序》中记载:“尼正性于贞观六年现灭于栎阳县修普乡之别墅……以其年十月八日,迁神于城南神禾原□朗中之茔,从俗礼也。”(许明编著:《中国佛教金石文献·墓志塔铭部》,第790页)《唐故空寂师墓志》中有:“师俗姓庞,名六儿,法号空寂……以开元六年六月终于家。以开元其年八月廿四日葬于奉天县秦川下原,先君之茔侧也。”尼空寂、释然二人出家圆寂后,仍选择俗礼葬于先茔之侧,这种现象在僧人中亦有体现。僧尼葬先茔或是归葬故里背后有一定的原因,冉万里认为这种现象与中国传统葬制中的归葬祖茔是一致的,应当视为佛教(包括葬制)在中国化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融合性。

(2)以寺为葬地或以葬地为寺

隋唐时期,僧尼或置尸于自己生前所在的寺院,或自己所葬之处被弟子建成寺院。百塔寺具有以葬地为寺的鲜明特点,且以共同的信仰为凝聚力,不仅僧尼葬,更有俗众陪葬,成百塔之势,在中国佛教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但这并不是三阶教僧人所独具的,隋唐时期以寺周围为葬地或在葬地周围建寺的现象一直存在。《续高僧传》中释慧乘贞观四年(630年)十二月卒于胜光寺,门人将其送往南山焚之,私敛余灰,还于胜光起塔。波颇贞观七年(633年)卒于京师胜光寺,东宫给二十人,舆尸坐送,至于山所。维既了,沙门玄谟收拾余骸,为之起塔于胜光寺,在乘师塔东。这两则材料都为胜光寺僧人圆寂后于寺起塔,且为后者追随前者。“送往南山焚之”和“至于山所。维既了……收拾余骸”可以看出僧人有固定维的场所,但只是大范围的地方,无法确定出具体地点。另外,以葬地为寺的现象在隋唐长安也屡见不鲜,《大唐三藏大遍觉法师塔铭并序》有:“初,高宗塔于白鹿原,后徙于此。中宗制影,谥‘大遍觉。肃宗赐塔额为‘兴教,因为兴教寺。寺在少陵原……”僧传中亦有此类记载:“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六月光仪圆寂……遗言葬于少陵原南……所葬之地,遂建天宝寺,弟子皆留而守之。”

(3)造窟而置

隋唐长安僧人除采取土、火、林葬之外,也有采用瘞窟的情况,故而长安一带有僧人瘗窟分布,主要集中在杜城、马头、少陵原三个地区。大业年间,隋京师释灵达终于墓丛,村人合床殓于杜城窟中。唐贞观年间僧人道岳、智兴葬于杜城窟中。马头、少陵原两地将瘗窟称为“空”或“穴”,这是关中一带的方言,故而这也是瘗窟的一种形制。隋开皇八年(588年)大兴云花寺僧猛去世,“葬于城东马头穴”(《续高僧传》,第925页),另唐兴圣寺主尼法澄开元十七年(729年)安神于龙首山马头空塔所。再有唐济度寺大比丘尼龙朔三年(663年)八月营空于少陵原之侧。唐长安青龙寺光仪也采用了这种葬式,“遗言葬少陵原,乃凿原成室而封之”。(赞宁撰、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第656页)此外,长安毕原也是一处僧人瘗藏遗体的处所。天宝十三载(755年)法云寺尼辨惠迁城南毕原,弟子穿土为空,去棺为窆。长安地区选择瘗窟而葬的僧尼还有很多,在此不一一列举。

僧尼葬地选择的原因

隋唐长安僧尼葬地分散于长安各处,似杂乱无章,但细看亦有一定的规律可循。通过上文的讨论,笔者认为长安僧尼选择葬地受历史大环境影响之外,还会考虑僧尼生前所在佛寺的地理位置、葬地的自然环境、佛教宗派等各方面的因素。

1。地理位置

长安城内佛寺众多,僧尼去世后,大多情况下会考虑离僧尼所在佛寺较近的城郊作为归葬地。隋唐长安位于渭河以南,秦岭以北,东南海拔460米,西北海拔410米,地势存有落差。城北为东西向的龙首原,在城内分布着东北西南走向的六条高岗,也称“长安六坡”。这六条高岗穿越而过,再加上周围河流的切割,在长安城周围形成若干个原区。据僧传、塔铭、墓志资料来看,城东的东龙首原、白鹿原、铜人原,城南的凤栖原、少陵原、神禾原、高阳原,城西的西龙首原,城北的咸阳原,这些地区都有僧尼归葬。最为明显的例子便是本文所述德业寺宫尼葬地咸阳原,咸阳原因其自身与德业寺的距离成为德业寺宫尼的埋葬地。因此,僧尼葬地主要分布于古长安周围的黄土原,并根据生前所住佛寺的位置选择葬区,不仅僧尼葬地如此,唐代墓葬分布规律大抵与此相似。

2.自然环境

僧尼丧葬方式与俗众不同,隋唐时期多有僧尼选择林葬、火葬、瘗窟、土葬。林葬需要“弃之中野,为雕虎所食”;火葬需要合适的地方进行焚烧遗体;瘗窟需要凿窟开龛。不管是哪一种方式,都需要一个合适的自然环境。终南山最为集中的三个葬地的僧尼多采取林葬,且终南山有固定用于维的场所,这似乎与终南山远离人众密集之地,又是动物生活的山地,可以更好达到以施身获得功德有关。另外,僧尼在选择葬地时,也会受风水思想的影响。《大唐澄心寺尼故优昙禅师之塔铭并序》有:“门人痛恨沙之莫报,知历劫之难酬。卜彼周原,兴灵塔。其塔前临平陆,却枕崇山,是关内之膏腴,信秦中之爽垲。”(许明编著:《中国佛教金石文献·墓志塔铭部》,第285页)中国自古讲究葬地的选择,隋唐时期风水思想盛之不衰,佛教徒选择葬地时受此影响是有可能的。

3.佛教宗派

僧尼葬地的选择还和僧尼的佛教宗派有关。隋唐正是我国各个佛教宗派形成、发展的时期,三论、法相、天台、华严、净土、律、禅、密八个佛教宗派相继产生并对我国佛学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这在僧尼选择葬地中也有所体现。不同宗派的僧尼会根据自身信奉的佛教经典或仰慕的高僧大德等因素进行抉择。百塔寺就是以三阶教信仰为基础而形成的。三阶教教徒因共同的信仰“依林葬之法,敬收舍利”陪葬于祖师信行塔侧,形成三阶教教徒专用埋葬区。不同的佛教宗派信奉不同的佛教经典,从而影响僧尼的修行方法乃至葬地的选择。

小  结

隋唐长安僧尼葬地分布于长安周围各个黄土原上,看似杂乱无章,毫无规律可循,但经过对这一时期的僧尼传记、墓志、塔铭的整理研究发现,隋唐长安不仅有僧尼公共的归葬地,也因僧尼采用不同的丧葬方式、所属不同的佛教宗派、生前归属寺院的地理位置等因素的影响,形成了某一寺院或教派专用的归葬区或某一种葬式的葬区。咸阳原、终南山这两处集中了大量隋唐时期的僧尼墓塔。另外,选择瘗窟葬的僧尼多集中于杜城、马头、少陵原这些适合开窟造龛之地。隋唐长安僧尼葬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佛教徒选择葬地的依据,今后应着眼于隋唐时期整个佛教徒葬地的分布,分析佛教徒葬地的共性及特点,以期完善佛教丧葬相关问题的研究。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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