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名有定数:明清南京的科举叙事

2020-05-07 08:02:56 《寻根》 2020年2期

孟义昭

科名有定数,是明清南京较为盛行的一种科举叙事,科名占卜、科第征兆、科场果报,是其三种主要书写形式。

科名占卜

科名占卜,多种多样。根据占卜方式,有测字、扶乩、求签、文章占卜等;占卜主体,有自行占卜和请人占卜;占卜者身份,有官员、士人、职业占卜者等区别。明清南京城内,科名占卜类型多样,风气十分兴盛。

嘉靖、隆庆年间,南京有一读书人崔自均,是状元焦的亲戚。顾起元《客座赘语》中,收录其科名占卜之事两则。其中一则为:“焦镜川大尹当岁考时问以名次,崔占之曰:‘某日出案,则第二人。如出某日,则第一矣。已而果第一。询之,则某日前原是第二,是日后方置诸首也。”此处“焦镜川大尹”,指曾任灵山知县的焦瑞,当时焦瑞为应天府学生员,参加岁试时所中名次应验,证实崔自均占卜科举之事的高明。另一则是:顾起元之父参加隆庆四年(1570年)应天乡试后,赴崔自均宅问卜。刚入其门,崔自均说:“得毋为科第事来乎?不必占,吾已得公数矣。必中无疑,第名次在榜后耳。”榜发,顾起元之父得中第130名举人。查《隆庆四年应天府乡试录》,第130名举人为张国辅。此处张国辅,即顾起元之父顾国辅。顾国辅之祖父,曾过继至张姓人家,因而姓张。国辅中进士后进入仕途,请求恢复本姓,得到朝廷批准,更名顾国辅。顾国辅中举之事,更印证崔自均占卜科举之神。

嘉靖年间南京城内盛行科名占卜之风,甚至连负责学校与科举事务的南直隶提督学政杨宜也不例外。关于杨宜主持应天府岁科两试时阅文知人、以文卜运的事迹,《客座赘语》录有两则:

尝试应天,见李种卷,拔置前列而语之曰:“若文多揪敛,似胸中有悲苦事。”种对曰:“赴试时,适丧偶。”

考童生,首取赵衢,以其廛无夫里之布、文独谙典则故。后再试,阅其卷,对之颦蹙曰:“汝笔何甚蹇滞,恐终身不可望科目矣。”赵后仅廪于庠,卒夺糈,壹郁以死。

杨宜占卜科举之神不仅在南京广为人知,而且流传江南一带。文人学士多口耳相传其轶事轶闻,表达对其敬佩之情。万历年间,房寰任南直隶提督学政时,举杨宜为名宦,祀于学宫。

至清代,南京城内科举占卜之风依然不减。袁枚《子不语》载有“徐步蟾宫”的故事:

扬州吴竹屏臬使,丁卯秋闱,在金陵扶乩,问中否,乩批“徐步蟾宫”四字。吴大喜,以为馆选之征,及榜发不中。是年解元,乃徐步蟾也。

文中“吴竹屏臬使”,当指江西按察使吴之黼。乾隆十二年(1747年),吴之黼在南京参加江南乡试,扶乩卜科举之运,自以为必中,未曾想以落第而归。扶乩所示“徐步蟾宫”四字,竟为徐步蟾摘得该科江南乡试解元之兆。

清代南京求签问科名之风较盛,而关帝庙是士子参加江南乡试前常去的祈签场所。南京城内关帝庙数量众多,分官方致祭和民间致祭两种。城内所有关帝庙中,以城北十庙中的关帝庙最为有名,规模最为壮丽,俗称武夫子庙,与府学文庙相配,总督以下皆致祭于此。此外,官方致祭者还有小教场庙、驻防城庙、督署箭道庙、小仓山庙、府西大街庙、江宁县署庙等。民间致祭者为数更多,如城西南吴家园、内桥北大街、安品街、普利寺之西、致和街河沿、鹫峰寺之西、聚宝门外、雨花台旁、五圣巷内、安德门、凤台门、上方门、孝陵卫冈、观音门、燕子矶等处,皆有关帝庙。当时赴关帝庙祈签者,主要分为祷签求医和求签问科名两类,其中以求签问科名最为常见。

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戊寅恩科江南乡试在南京举行,主考官为帅承瀛、卢炳涛。金镇在入闱之前,赴关帝庙求签问科名,签云:“水到渠成听自然。”金镇三场座号字皆从水,颇为诧异。榜发,金镇果然中举。其房考官为赣榆知县何恒键,字兰汀,也从水。甘熙在《白下琐言》中论及此事:“科名遇合,莫非前定者。”

江宁府署前关帝庙签极其灵验,南京城内赴此求签者众多。道光五年、十七年,甘熙两次赴府署前关帝庙求签问科名,其《白下琐言》载:

乙酉七月朔,予曾以乡试中否往祷,得签云:“曩时败北且图南,筋力虽衰尚一堪。欲问君身前大数,前三三与后三三。”是科薦而不售,殊觉茫然,乃迟至丁酉科始中式。头场次题“礼仪三百”二句,《礼记》题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阙”,方悟前后三三之语,早示于十二载以前矣。是年腊月,将计偕北上,复虔祷焉。签云:“君家兄弟好名声,只管谦莫自矜。丹诏槐黄相逼近,巍巍科甲两同登。”语固上吉,而非兄弟偕应礼闱,正不可解。及戊戌会榜发,与表弟叶赓廷声扬同登,并同出十一房泾阳张小圃先生门,乃晤签诗首句,正指中表兄弟名声者也。神明乌可测哉!

科第征兆

在科第征兆中,往往有吉凶之分。明清南京所传科第征兆,以吉兆居多,并多与睡梦有关。梦中吉兆,是当时南京科第征兆的一个特点。

嘉靖十年(1531年)应天乡试榜发,中式举人有朱曰藩、吕潜二人。李诩《戒庵老人漫笔》记载关于两人的科第吉兆:

辛卯科新中举人宝应朱曰藩,升之之子也。增广生考入试,来时梦至京,提学补廪,意谓不中之兆。是年中式,小录误刊学生补廪,应矣,乃神妙如此。

长洲县吕潜亦中于是科,揭晓后,见本房考试官对众言:有鬼神,谓吕初在备卷,已取之,卷封将送入矣。倦睡,梦一鬼扯起看卷,谓已取定无可看者。复睡去,鬼复来扯,惊异而起,乃试看,备卷之首即吕也。觉文字可取,无能为计,当送取卷,因携此卷呈主考,兼道梦中之事。主考亦称善,遂取之,而退所取数中一卷以填之。信非人为也。

万历七年(1579年)秋,正值应天乡试举行之际,顾起元祖父梦中遇一人对其说:“今科报中式者三,一者之北门桥,一者之剪子巷,一者之上新河。”榜发,其祖父逐名对照,并无果验。次年冬天,其祖父去世。万历十年(1582年),壬午科应天乡试榜发,应天府学中式者恰为三人。这三名举人家宅地址与顾起元祖父梦中之兆完全相符。第6名沈天启,住剪子巷;第12名黄梦麒,住上新河;第14名张文晖,住北门桥。顾起元在《客座赘语》中感叹:“梦之奇中如此,且逾一科始验,梦之人已逝而兆始符。造化之巧,真不可测也。”

上元人胡任舆,少时曾梦登高山,手摘香橼两颗,作诗记之,其中有“手弄双丸天下小”之句。胡任舆参加康熙二十年(1681年)江南乡试,得中解元,至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殿試,又高中状元。李调元认为,胡任舆夺得大魁,正验证其少时梦中吉兆。钱泳《履园丛话》也载此事:

朱竹垞检讨于康熙辛酉主试江南,拔胡任舆领解。初,胡梦有人授以诗,有“手弄双丸小天下”之句,而久困公车。至甲戌会试,题为“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章。试后,谒其房师赵恒夫于寄园,恒夫曰:“子必大魁也。”廷对果第一。

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江南乡试揭晓前夕,林端之父梦同里老友林蔚青、端木煜、翁恩元三人造访其家,叙谈半晌而去。榜发,林端高中该科乡试解元,方知梦中三人之姓名为林端中解元之吉兆。此事载于甘熙《白下琐言》,但林端中解元实有隐情。甘熙说:“丙子乡试,林解元端纳卷最早。其房师周次立大令以勋,中秋得之即荐元。数日后批回,竟未获隽。及八月杪,前魁已定,独无元卷。主司上堂以语众,同考周君闻之,出位曰:‘昨得一卷,其文气息甚高,然恐太迟,不敢荐耳。主司急索观。乃以浓蓝汁涂盖墨迹,复用‘包扫一切四字改其前批呈上。主司阅未终篇,击节叹赏,遂取冠多士。南闱佳卷本多,阅者易目迷五色,此无足怪。而周君之爱才如命,洵相赏有真矣。”

除梦中所见科第吉兆,明清南京文人还将祥瑞之物视作科第吉兆,如金蟾、并蒂花等。

遇见金蟾,是士子中第吉兆,顾起元在《客座赘语》里讲述了一个相关故事。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正值应天乡试举行之年。当年春天,顾起元内兄王肖征赴朝天宫,行至城内九曲街时,见一乞丐卧于地上,其饭箩中盛有一大蛤蟆,蛤蟆有三足。王肖征当时深感迷惑,行至数十步开外始想起三足蛤蟆即为金蟾。惊讶之余,王肖征“亟回觅之,则丐者不可得矣”。当年乡试榜发后,王肖征果然荣登贤书。查《南国贤书》所载嘉靖三十四年应天乡试举人名录,第45名举人为王肖征,可以证明顾起元所说关于王肖征的基本信息是可信的。

并蒂花开,也是士子的科第吉兆,而这种情况又多以兰花、莲花等较具文人雅士气质的叙事花种出现。甘熙在《白下琐言》一书中,录入了两个相关事例。

嘉庆十八年(1813年)春,甘福府邸兰花盛开,丛中有并蒂一枝,花茎色赤如丹砂。当年,甘福二子甘煦、甘熙皆通过院试,入泮读书,成为官学生员。时人认为并蒂兰花为科举瑞应,令兄弟二人在花前结彩以示谢意。甘福之友中,有人作诗称贺:“天教兰卉现嘉祥,并蒂连枝王者香。会见朱衣齐点首,宫袍对舞凤池旁。”

嘉庆二十一年,并蒂花开作吉兆之事再次发生。当年正月,孙星衍赴任钟山书院院长。六月,孙星衍所居冶城山馆莲花并蒂开放,色红,其大如盏。书院月课,举《并蒂莲赋》,以“瑞不虚呈,修德应之”为韵。孙星衍之父当年正寿值八旬,在江南乡试后重宴鹿鸣。甘熙认为,其师冶城山馆并蒂莲花之事与三年前甘府并蒂兰花一样,是祥瑞之征兆。

与科第吉兆相比,不祥之兆在南京文人叙事中尚不多见。但在明中期文人的科举叙事中,南京也出现两例科第凶兆。

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应天乡试,沈九思得中举人。九思赴北京参加会试,其父早起送行,行至北门桥唱经楼口,见空中有龙“夭矫而行,头角鳞鬣,分明毕见”。恐惧之下,二人潜藏在道旁屋檐下,等龙行过方出,时皆以为科第吉兆。不久,沈九思卒于北京。顾起元参考《占候书》及他人著述,得出结论:龙与其他水族蛇虺之属一样,凡出行遇之,皆为不吉之兆。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应天乡试举行前,南京贡院开展修葺工程,有鱼见于圊中,识者怪之。贡院中出现的这一现象,被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视为科场凶兆:

至第二场,忽于供给所搜得透印无名试卷数通。监试、提调大惊,拷掠左右甚苦,终不得其故,遂将私贮试卷之人毙之杖下,而不敢闻之朝,惧株连者众也。次年元旦大朝会,时觐吏与试士俱集大廷,忽众中有人持大铁锥狙击御史凌汉于班行,碎其首,仆地僵绝,举朝大惊,急擒下,则故巡捕提督都督同知凌应登也。御史为从者舁至寓复苏,用良药敷治,仅得不死。是日相顾错愕,谓今年必有异变。至二月会试,遂有假元一事,假元则去秋应天所举也。鱼有龙门飞跃之兆,而屈居溷秽,已属奇妖,至于獬豸触邪,反遭朱亥之厄,其事又发于辰年元会,兼有群龙无首之象。变不虚生,信然哉!

科场果报

果报之说,大体上可分为种德善报和作孽恶报两种。明清南京科场果报之说较为流行,也可分作上述两类。

顾起元在《客座赘语》中记录一则“鼠拖卷”的故事,是明代南京科场果报说里种德善报的典型。嘉靖十九年(1540年)应天乡试,第83名中式举人为颜芳。揭榜前,其乡试朱卷已被房考官抹掷案下,忽然又在案上,再掷去,转而又混杂于所取卷中。房考官惊讶之余,再将其朱卷掷于地,并在榻上假寐以观其缘故,竟然看到群鼠共抱其卷,自地拖至案上。房考官认为不可有违天意,因取以中式。撤棘后,房考官询问颜芳:“尔家必有阴德,不然何以鼠为拖卷若此?”颜芳对曰:“不省有何阴德,第三世以来戒不畜猫耳。”顾起元曾将此故事说与宾客,客笑曰:“物莫小于蚁,宋公序一为桥,而领取状元、宰相;又莫贱于鼠,颜嗣桂三世不畜猫,而芥拾举人。勿以善小而不为,岂不信哉!”顾起元进而感叹:“状元、宰相,人世之极荣也,若何仅为南柯郡中报功之典?保穿墉之牙,而受报于场屋,天之于鼠子何若是重也。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也,其亦可恍然而悟也夫。”查《嘉靖十九年应天府乡试录》,第83名举人为颜芳,应天府学增广生员。颜芳确有其人,其科举信息皆如顾起元所言,但“鼠拖卷”之事太过离奇,应当是顾起元精心加工的结果。

袁枚《续子不语》一书中也载有“鼠荐卷”的故事,基本上是顾起元《客座赘语》“鼠拖卷”故事的翻版,不过是考官变成了“繁昌令黄公”,考生变成了“闵某”,故事情节乃至“三世不蓄猫”的细节,也均相同,显然是袁枚据《客座赘语》所载内容改编而成。顾起元《客座赘语》所载“鼠拖卷”故事影响之大,由此也可见一斑。

由于科举的巨大吸引力,文人学士将科场果报之说加工丰满,借科场的招牌招徕观众、听众,从而输出其个人理念。这种叙事方式,在明代历史上是较为典型的。顾起元叙述“鼠拖卷”的故事,表达出其“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生态观,在当时是十分难得的。

清代南京城内,种德善报的科场果报之说仍盛行不衰,最典型者莫如状元胡任舆的故事。刘献廷《广阳杂记》载:

江南上元之胡氏,世有厚德。鼎革后,南京旧家仍守故宅者,惟胡氏耳。殿元之祖,字复之,每于除夜置酒,男女分坐,诸家人男妇亦下坐于两旁,必举杯训其子曰:“吾徒读书人何所能?经营家计,得以温饱者,(指诸奴曰)皆若辈力也,当善视之。”江南人咸目为长者。其长子禹冀,字□赞,领乡荐。任舆,江南解元,今又大魁天下。人以为积善之报。胡氏祖以打金箔为业,至今人犹称之为“胡金箔”焉。

在南京乃至江南人看来,以打金箔为业的胡氏之所以能先出一个举人,后中一个状元,与其“世有厚德”密切相关。正是因为胡氏世代积德行善,胡任舆才连中解元、状元,积善之报理所当然。

《子不语》一书,收录一则“碌碡作怪”的故事:

常州武生某,素有力,往金陵乡试,路过龙潭,见一妇坐门首,因口渴,向其索茶。妇以生不分男女,大骂,闭门进去。生思不与茶则已,何至詈骂,气甚不平。见其田中卧碌碡一条,即用力擎起,架于树上而去。明日妇开门见之,询邻人,皆曰:“此物非数人不能动,莫非树神所为乎?”因朝夕敬礼,有求必应。或侮慢之,即有不利。如是者月余,生试毕归家,仍过其地,见所置碌碡尚在树间,其下香火罗列,禳祷者纷纷,心知为己所误,笑而不言。是晚,宿店中,思此事终是惑众,必转去说明方好。忽朦胧睡去,见有人告曰:“我某处鬼也。游魂到此,假托树神以图血食。君新科贵人,故不敢隐瞒。若肯见容不说破,感恩非浅。”言毕不见。生遂不转去,径回常州。是科榜发,果中举人。

武生某未说破鬼之行径,对其有恩,受其善报,中式举人。这一故事围绕常州某武姓生员赴南京参加江南武乡试展开,是为数不多的关于江南武乡试的科场果报传说。

在南京科场果报之说中,不仅有种德得报之说,更有作孽恶报之例。

道光五年,乙酉科江南乡试举行。寒字号一考生,自书文字于号板:“冤家已到,速速自裁。我死得好苦,惟其如此,所以如此,早知如此,悔不如此。”书毕,交白卷而出。坚字号一考生自言:“被披发鬼击其背,欲带赴城隍听审。”神痴色变,仅写破、承,不能握笔,遂被扶出。后来才知此人为老枪手,并善工刀笔。另一考生在卷上书写:“赵钱孙李……哪有许多赵钱孙李?还有一百二十个赵钱孙李。”除此之外,该科闱中还出现其他数例类似事件,当事者均被贴出。对于此事,甘熙在《白下琐言》中说其曾目击,并认为这是科场报应。

不仅应考士子,南闱考官当中也有遭受恶报之例。全椒知县凯音布,曾在乾隆三十三年、三十五年先后两次赴南京担任江南乡试同考官。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凯音布第二次担任江南乡试同考官,疽发于背,死于闱中。《子不语》载:

庚寅分校南闱,疽发背卒。公母怀孕时,将至期,祖某为内务府总管,晚见庭下有巨人,长过屋脊。叱之,渐缩小,每叱一声,辄短数尺,拔剑追之,化作短人,奔树下而灭。取火烛之,乃一土偶人,长尺许,面扁阔,耸右肩,左手少一小指。因拾置几上,而婢报某娘子房生一男矣。三日后,抱视之,左手少一小指,状貌酷肖土偶。举家大惊,乃取土偶供祖庙中,礼事甚虔。及凯卒后,送神主入庙,见土偶为屋漏故,雨滴其背,穿成三孔,仆于坐上。凯死时,背疮三孔皆穿。家人悔奉祀不虔,已无及矣。

奉祀不虔,致使凯音布死于闱中。袁枚与凯音布交好,关系十分友善。而在《子不语》中,袁枚虚构出这样一个离奇的故事,无疑是受到科场果报之说的影响,将凯音布卒于南闱之中的原因进行神化,纳入科场果报说的叙事逻辑之中。

余  论

科名有定数是明清南京文人的一种科举叙事,其主要思想是:科名自有定数,前生已定,此生难改;若要更改科名定数,必须付出惨重代价,甚至是寿算。

袁枚亲家曾讲述“史宫詹改命”之事,后被袁枚载入《子不语》中,兹录于下:

溧阳宫詹史胄斯未遇时,赴省乡试,遇南门外汤道士,谈命甚精,因以年庚求为推算。道士曰:“照丑时算,你终身只一诸生,寿可八十三岁;若照寅时算,便可官登三品,今科便中。汝丑时乎?寅时乎?”曰:“丑时也。”曰:“若然,则今科不中矣。”史怆然不乐。道人曰:“命可改也,但阴司寿算最重,君如肯减寿三十年,当为君改作寅时。”史公欣然愿改。道士曰:“果情愿者,明日早来。”次夜,史五鼓熏沐到寺,道士已启户待,曰:“子诚信人,但日后官尊寿短,毋自悔也!”史唯唯,具香烛对天自陈。道士披发仗剑,口中喃喃诵咒,良久,另书一庚帖与之。史公持归,置箧中,果于是年乡会联捷,官至宫詹。五十二岁,希图降级永年,而任内总无过失,商之吏部,笑而不信。至次年春,精神甚健,五月,偶染微疾,上命太医往视,为药所误,竟不起矣。

文中“宫詹史胄斯”当指史贻直之父史夔,官至詹事府詹事。康熙二十年(1681年),史夔赴南京參加江南乡试,中式举人,次年殿试,二甲第一,赐进士出身。按《子不语》所载,史夔在南京城南门外遇见汤道士,为了考取功名,情愿减寿30年更改年庚,最后改命成功,考中进士。

尽管史夔改命之事似与当今社会科学观念有明显的冲突,但其所涉及的相关基本信息,如史夔的字、科名、官职、寿数等,大体上是准确无误的。在当时的社会观念下,史夔改命显然是合情合理的,并为世人所接受,这对于研究当时文人的科举叙事是一个绝好的案例。至于改命之事真实与否,并不十分重要。

[本文系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明清科举考试与南京城市发展研究”(AHSKF2018D7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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