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我的另一面

2020-03-20 10:05:35 《检察风云》 2020年3期

唐山

钱理群

本期客座总编辑

钱理群:北京大学中文系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中文系兼职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鲁迅学会理事。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鲁迅、周作人研究与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学者之一。

“用文字写出来的文章、著作,表达的是我与社会、人生,与人的关系;而自我与自然的关系,则用摄影作品来表达。”钱理群先生这样写道。

钱理群先生是当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学者之一,以对20世纪中国思想、文学和社会的精深研究,特别是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与精神的审察,得到海内外的重视与尊重。

其实,钱理群先生还有另一面——从20世纪60年代起,20多岁的钱理群在贵州安顺一所卫生学校教语文,在各方压力下,他步入大自然中寻找慰藉。刚开始,他沉迷于绘画,后来,画被全部烧掉,再后来,钱理群先生开始摄影,“拎个不入流的相机,‘很不专业地拍了一大堆‘不怎么艺术的照片”。于是,便有了《钱理群的另一面》。

摄影是自我表达的工具

《检察风云》:在《钱理群的另一面》一书中,以风光摄影为主,您与这么多著名人物接触过,没想过拍一些人物摄影,留下些许历史记录么?

钱理群:在书中,我明确说明,所谓摄影,本质上是人和自然发生心灵感应的那瞬间的一个定格……它所表达的是一种直觉的、本能的感应。强调的是“摄影”对于“人”(我)的意义,有很强的“人”(我)的主体性。我把摄影看作是一种表达“我与自然关系”的言说方式,是一种自我表达的工具。

我对摄影的理解,大概有点独特,但也显然偏狭,因为它把“留下历史记录”“展现时代痕迹”等社会、历史、文化功能全都排除了。在这样的摄影观指导下,我的摄影作品里很少出现人物摄影,没有时代市景,就不是偶然的。

老实说,在出版本书之前,我根本不准备发表,也很少示人,它只属于我。我的摄影完全凭着自己与自然风景相遇的瞬间直觉与感悟,反对摄影技术的介入。

观景是为了心与景的“升华”

《检察风云》:在书中,您反复表达了您的“大自然情结”,这种情结是什么?

钱理群:在书中,我有明确的表述:“我不去改造自然,但自然也不要改造我。我们相互发现,是一种平等的对话。”

我更注重的,是我和自然交往的方式。人在欣赏自然风景时,有两种方式:许多人在面对景观时,往往联想起前人相关描述的诗句、文词,这就把自然景象与自己的历史、文化记忆联接起来,把“山水文人化,历史化”了。而我在观赏大自然时,恰恰要排除一切历史、文化的记忆,尽力让理性缺席,更愿意尽可能地保留最初面对自然时的直觉和感悟,是“两个生命(大自然的生命和自我生命)在排除了一切外在干预以后,直接面对面地相晤,就是李白诗中所描述的‘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这样的心与心交融,又有诸多层次。

最初触动我的,是大自然的色彩和线条。由感官的激发而进入“醉心”的层面,大自然的生命就渗入了人的内在生命,达到天、地、山、水和人(我)的交融,进而达到浑然的梦的境界。而最终指向,应该是“归本心”:先是排除一切外在干扰的“心的解放”,方能“以心观景、契景”,最后还要“回归本心”,达到心与景的“升华”。

我的“大自然情结”来自“五四”

《检察风云》:您在退休时,称自己是“五四之子”,在本书中,又强调自己是“五四之子”,原因是什么?

钱理群:强调自己是“五四之子”,其中一个目的,是要回答“大自然情结”的思想来源。“五四”启蒙主义的最大贡献,在于四大发现,即:大自然的发现,儿童的发现,妇女的发现,以及以农民为主体的底层人民的发现。我对大自然的情有独钟,应该是对这样的以四大发现为基础的“五四”启蒙主义传统的自觉继承。

在我的摄影作品里,在展现对自然风景的发现之外,还突出了对动物的发现,对儿童的发现,以及对底层人民的发现,它们之间构成了一个以大自然为中心的结构,都是与这里讨论的“五四”四大发现有关的。——唯独没有更多地拍摄妇女,是因为我的人物摄影都是偷拍的,偷拍妇女时多少有些顾虑。

我出生于1939年,距1919年的“五四”整整20年,那正是一个战争与革命的年代。表面看,自然、儿童、妇女、农民依然是“时代主题词”;但内涵却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儿童、妇女、农民的问题相当复杂,需另作专门讨论;这里讨论“自然观”的变异,简单说,自然成了“征服的对象”。一直以来,我们这一代中的大多数人是以“与天斗,与地斗”的斗争思维来看待人和自然的关系,拒绝人和自然关系中的“和谐”与“相通”。这就越来越远离了“五四”传统。

在自己的晚年,重新认识、反思我和自然关系的思想资源,这自然是意义重大的。

用“另一面”找回更完整的自己

《检察风云》:您是如何去反思的?

钱理群:我的反思,并不局限于我和自然的關系,我更要面对的,是这种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的斗争思维、哲学,对我和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伤害。简单地说,它激发了人的激情、好斗、破坏性的这一面;压抑了人对和谐的向往,平和、淡泊、宁静的这一面,这就形成了我们这一代人的畸形人性与人生。

具体到我,尽管我自觉地把斗争性转向了对弊端的强烈批判,将成为“精神界的战士”作为人生追求,自有一种积极的意义和价值;但这样的“战士”人生也压抑了我内心同样强烈的柔软、纯净、寂静、天真的这一面。

退休后,我选择了走进大自然,就是“路边一棵小草,星空下一株树的影子,黎明时分渐亮渐亮的天空,你默然相对,就会悟出文学、哲学的真谛”,用摄影记录下来,就构成了生命的“另一面”。

我在近年不断提出“人和自然的关系”,背后确实有一个“大关怀”。在书中,我向年轻朋友们指出:“人和自然的关系,将成为人类第一大问题。”这背后是一个未来的中国与世界“向何处去”的大问题。

这和朋友们关注的那个关心和研究教育、鲁迅、知识分子心灵史,喜欢思考与提出“大问题”的钱理群,是一脉相承的:钱理群的“社会关怀”和“人性关怀”的“两面”,现在都统一到关于人和自然关系的关怀与思考里了。

青年人要“脚踏大地,仰望星空”

《检察风云》:对今天的年轻人,您有怎样的期待?

钱理群:“‘人在自然中,需真正地‘脚踏大地,仰望星空。”因此,我期待青年尽可能创造条件,寻找机会,到大自然中去,到乡村去,“认识脚下的土地”。

我们正面临历史大变动的时代,能否具有“创新”思维、技能,就成为国家、民族能否自立、个人能否立足的关键。青年一定要在培育自己的创新思维和技能上下功夫、做准备。

在我看来,创新思维有两个要点:一是要永远保持“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二是要有异端思维,能够对既定的公理、公意、共见、定论……提出质疑和批判,同时具有想象力,在别人觉得不是问题的地方提出问题,在别人认为不可能的地方,想象、创造出可能性。

编辑:黄灵  [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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