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社会民主党意识形态转型发展的比较分析

2020-02-04 16:05:07 现代商贸工业 2020年3期

刘东旺

摘 要:欧洲社会民主党的意识形态在历史上的转型发展是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的,各党在具有标志意义的转型节点上会互相借鉴,互相吸取经验教训,并且一个具有代表性政党的成功转型往往会带动起其他政党的集体转型热潮,这种趋势在全球化以来变得越来越明显,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各国社会民主党意识形态的转型与发展也有自身的独立性,它们不会盲目的照搬他国社会民主党的思想理论路线,而是会根据在自己国家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政治传统的基础上进行适合于本国国情的思想理论革新。以德国社会民主党、英国工党、法国社会党和瑞典社会民主党这四个有代表性意义的政党为对象比较分析它们意识形态转型发展的趋同性和差异点。

关键词:欧洲社会民主党;意识形态;比较分析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20.03.070

我国学术界对于国外政党的研究起步较晚,对于欧洲社会民主党的专题研究更是鲜见,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期才逐渐开展起来。在我国现有的对欧洲社会民主党的研究中,多数学者以探究它治国理政的优良经验为主,这主要是由于西欧各国高度发达的社会生活水平与我国当前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全面的局面对比所形成的心理落差。传统观念是,如果他国发展得比我们先进,那他们的政治体制、社会治理体系、社会保障体系等应该是有可取之处的,沿着这种思路所产生的学术文章众多,这并没有不妥,但是事物是多面性的,有先进性的一面不代表就是完美的。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西欧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领先于世界,我们国家在探索正确的发展之道上摸着石头过河,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落后于发达国家甚远,但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逐渐找到了一条通往复兴的道路,探索出了自己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沿着这条道路高速的发展,虽然今天来看,我国社会发展水平依旧不平衡,地域发展差距较大,社会阶层发展差距较大,但是我们依然在不断、快速的发展完善,今天我们依旧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但用多长时间可以赶超他们这个议题已经越来越理性化的被论证,我国理论界已经形成了一定的道路自信与制度自信,在这一基础之上,对西方发达国家各层面的盲目推崇也逐渐降温,开始有学者全面理性的分析西方社会。在这一背景下,对于欧洲社会民主党的研究也不应该再局限于学习他们的优良的执政经验,而是要更深的探究他们在发展过程中产生过的问题与危机。欧洲各国的社会民主党在历史上历经了多次转型,这些转型有的是在意识形态层面的,有的是在具体的政策执行层面的,但政策执行是在政党的意识形态框架内展开的,所以对政党来说,意识形态的转型是根本性的,因此将焦点关注于意识形态转型可以深层次的探析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发展、改革、演变路径。

欧洲各国的社会民主党曾在20世纪以来长期或者间断性的执掌本国政权,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英国工党,德国社会民主党,瑞典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本文亦选取这四个政党进行意识形态转型发展的比较分析。

1 各国社会民主党意识形态转型发展的趋同性分析

1。1 同根同源:马克思主义

正如前文所述,欧洲各国的社会民主党的早期的意识形态即社会民主主义在最开始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社会主义几乎是同义用语,至少在改良主义思潮在各国社会民主党内部生根发芽之前是这样的。其中作为在欧洲成立最早的社会民主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就是在马克思主义者李普克内和倍倍尔的领导下成立的,其在1869年成立之后的几年时间里所使用的党的纲领和路线方针的理论基础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直到1875年的《哥达纲领》的出现才动摇了这一理论基础,开始在革命与改良的选择上模糊不清。英国工党由于正式成立的时间较晚,加上英国历史上的政治传统中本来就有渐进缓和的特点,导致其成立初期的意识形态即费边社会主义就带有浓厚的改良主义色彩,但要注意的是其成立之时参与组建的成员党团之一的社会民主联盟就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的党团,这同样可以体现出英国工党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渊源。法国社会党虽然同英国工党一样,正式成立的时间较晚,但它的前身法国社会主义工人联合会则是在马克思的亲自指导下建立起来的,马克思本人还亲自为该联合会的指导纲领作了序言,为联合会指明了奋斗目标,即从经济和政治各个方面推翻资产阶级,使所有的生产资料收归集体所有,该联合会在之后推出的党纲中明确宣称要进行彻底的阶级斗争,反对与资产阶级的合作运动,这也深深的体现了法国社会党与马克思主义的早期联系。瑞典社会民主党则是尤其创始人帕尔姆在参照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基础上建立的,它在发展初期同样打下了马克思主义的烙印。总的来说,虽然各国的社会民主党在后来都走上了改良主义的发展道路,但它们成立早期的理论渊源都或多或少的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

1。2 改良主义的突出特征:多元主义

各国社会民主党在逐渐走上社会改良主义的路线之后,它们的意识形态的发展则开始呈现出多元主义与强包容性的改良主义特征。欧洲社会民主主义阵营在思想理论上的多元主义特征在社会党国际所推出的《法兰克福宣言》中体现得最为明显,该宣言指出各个流派的社会主义这应该得到平等的尊重,拥有平等的政治地位,以达到最大程度的政治一致性,不管这些社会主义流派是受人道主义还是宗教思想的启发,至少他们想要达到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是统一的。这一宣言为欧洲各国的社会民主党提供了多元主义的理论基础,各社会民主党也将这种多元主义落实到了他们的理论政策与纲领当中,以达到减少党内思想斗争与理论冲突的效果,最大化的凝聚人心和实现党内团结,并尽可能的将各个社会主义流派所拥有的政治力量与选民拉拢到自身的范畴当中,以增强自身的政治影响力。

1。3 公有制理想的共同追求与逐渐淡化

实现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各国社会民主党在成立初期也都将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作为自身的奋斗目标之一,但在20世纪随着改良主义思潮的蔓延,各国社会民主党都在不同程度上对这一奋斗目标进行了淡化,减弱了公有制在其意识形态和政策规划中的地位。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成立之初是坚定的公有制理念的拥护者,其在早期颁布的党纲中都有强调对实现公有制的追求,但到了19世纪20年代德国社会民主党首次上台执政之后,这一态度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在1921年颁布的格尔利茨党纲中这一点体现得尤为明显,该党纲中关于公有制的笃定的表述已经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模糊的表述,认为政府对资本主义占有生产资料进行监督同样是一种将生产资料掌控在人民手中的有效手段。英国工党是在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中对贯彻公有制理念坚持时间最长的,这主要体现于其党纲中的著名的第四條,即公有制条款,这一条款在1918年被确立下来之后,直至1995年才被走第三条道路的布莱尔领导的新工党删除掉,在此期间的前六十年里,英国工党相对较为积极也更为有效的推行着国有化政策,强调国家干预的重要性,凯恩斯主义占据了其意识形态的主流,虽然党内在上世纪50年代出现了对公有制条款的质疑的声音,但未形成主流,直至上世纪80年代之后,撒切尔政府所实行的新自由主义带来的经济发展上的成功强烈冲击了工党的神经,其内部才开始逐渐反思国有化政策,对公有制理想的坚持也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动摇,最终导致了上世纪90年代对公有制条款的删除。法国社会党在建党之时由马克思为其指定的奋斗目标就是从经济上和政治上与资产阶级作斗争,将生产资料归属于集体所有,因此公有制在法国社会党早期的意识形态中的地位极其重要,加之法国社会党本身相较于欧洲其他社会民主党就更具有激进的革命理想色彩,因此实现公有制在法国社会党的历届纲领中都占据重要地位,是与对“阶级斗争”的强调如影随形的,但也“阶级斗争”口号的命运相同的是,法国社会党在其执政实践中的公有制理念并不能有效的落实,其执政国有化政策总是举步维艰,遭到右翼保守党派的极力打压,最大的一次进展是1935年由法国社会党主导的人民阵线联合政府实现了对海运、铁路、军火制造以及法兰西银行等涉及国家经济命脉与国家安全的基础行业的国有化。联合政府还试图加强了政府对经济运行的干预,但这一做法也随着联合政府仅仅两年执政期的结束而终结。法国社会党内的公有制理想与阶级斗争口号一样,随着20世纪70年代密特朗的法国式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而被逐渐淡化,代之以“企业参与制”等温和的改良主义化和中间道路化的表述形式。瑞典社会民主的建立虽然是参照于德国社会民主党,但它对公有制理想的执念并不深,在其早期的纲领中对公有制的表述并不多见,这与瑞典的实用主义传统理念有很大的关系,瑞典社会民主党更关注于对社会福利制度的建设,在其漫长的执政过程中所实施的国有化政策也都是服务于社会福利模式的发展,瑞典社会民主党实质上是主张建设一个私有、国有、集体并存的所有制体制,瑞典国内的国有企业仅占5%的比例,但由于践行职能社会主义理论以来,所实行的所有制的社会化和职能化,政府公共部门得以掌控国民经济收入的80%,这既保证了市场的自由竞争,又保证了政府有足够的权力对国家宏观经济进行干预,实现了国家干预与市场充分竞争机制的和谐并存,这种瑞典模式下的所有权职能的“公有制”在瑞典的经济发展中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效。

1。4 从制度替代转向对“普世价值”的追求

各国的社会民主党在建党当初期的奋斗目标都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其核心要义都是通过阶级斗争和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来进一步实现对整个资本主义体制的制度替代,但随着各社会民主党内部的改良主义思想的发展,其阶级意识和公有制理想都被逐渐淡化,发展到二战之后的20世纪下半叶,社会民主党人认识到想在当代的西方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完成对资本主义制度的颠覆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因而各国社会民主党陆续修改党纲,将原有的制度替代和实现社会主义等目标称为一种社会发展的远景,或者说是一种不能在近期实现的对理想社会的设想。既然在现阶段放弃了制度替代,各社会民主党必然需要在党纲中确立新的近期奋斗目标,因而纷纷转向了改良主义特征鲜明、较为宽泛、较为抽象的“普世价值”,其包括公正、自由、互助和团结等基本价值概念。事实上,普世价值并非社会民主党的首创和专用概念,其本身就是整个西方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它的起源与发展是和17世纪以来的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同步的,或者说其本质是资产阶级的价值理念,最早是资产阶级用来反抗封建专制统治的思想武器,在资产阶级革命取得成功后,它便成了资本主义统治阶层用来维护社会稳定与平衡的价值手段,其价值内涵也是西方国家的右派保守主义政党所认同的,因此各个社会民主党将这些价值写入党纲是具有非常明显的意识形态右转倾向的,是彻底的改良主义化的标志,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向民主社会主义的转变也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也标志着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奋斗目标从实践主义的制度替代转向了伦理主义的价值宣传,这对社会民主党来说看似是更缓和、更折中、受众更广泛的“安全选择”,是应对新时代的全球化冲击以及苏东剧变导致的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危机的理论革新,但是实际上这种做法是对其自身原有理论特征的放弃,是对其原有建党宗旨的背离,导致各国社会民主党出现了与右派保守政党在理论和政策实践等各个方面的趋同化发展倾向。

1。5 阶级基础的同向演变:从工人党到人民党

19世纪欧洲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兴起都是伴随着工人运动的展开,各国社会民主党也都是在工人阶级的基础上建立的,在之后的整个20世纪上半叶也几乎都是围绕着工人阶级而展开政治活动的,并在主要组成成分为工人阶级的选民基础上进行议会选举和竞争。但在二战之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阶层组成结构也在逐渐发生着变化,中产阶级即中间阶层逐渐发展壮大,成为西方国家各政治党派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各社会民主党也在这一时期将注意力放到了这一阶层身上,试图争取到他们的支持,这便开启了社会民主党在阶级性质从纯工人型政党向全人民型政党的转型。

2 各国社会民主党意识形态转型发展的差异点对比

2.1 各国政治传统的差异对意识形态发展路径的影响对比

各个国家不同的社会历史文化传统会产生不同的政治传统,比如英国由于最早进行了工业革命,其资本主义发展较为成熟,资产阶级力量强大,议会制度较早地建立了起来,逐渐形成了在议会中解决政治争端的传统,进而形成了保守渐变的政治传统;德国由于历史上长期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其国民渴望统一的民族主义情绪较为强烈,当铁血首相俾斯麦完成了统一大业之后,德国国内的民主主义高涨,俾斯麦个人也达到了权力专制的巅峰,开始打压不同政见的民主政党,逐渐形成了对政治强人的崇拜、对专制极权的服从和民族主义情怀高涨的政治传统,这也为之后德国挑动两次世界大战埋下了祸根,法西斯极权主义也得以在这样的政治土壤中生根发芽;法国在历史上以热衷于流血革命著称,从法国大革命到二月革命,再到巴黎公社,无一不是这样,这也就形成了法国的带有强烈激进革命主义色彩的政治传统;瑞典以其实用主义的历史传统著称,这点从它的工业和制造业的发展特点可以体现出来,延伸到政治上同样适用,逐渐形成了实用主义的政治传统。

各国的这些政治传统落实到本国的社会民主党身上则又各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成立早期是忠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拥护者与实践者,但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由于俾斯麦专制政府对它的残酷打压、反社会党人法案的实施,导致德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只能转移到地下状态,在这长期压抑的政治环境下,进行议会斗争是社會民主党在德国国内所唯一能够进行的合法斗争,因此在社会民主党内开始逐渐滋生出了专注于走议会道路的倾向,这也是改良主义的萌芽,发展到后来以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影响力最大,到了20世纪初期,社会民主党内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派与改良主义派展开了激烈的思想交锋,在此之后的几十年里,这两派的思想斗争逐渐形成了一种动态平衡存在于社会民主党内部,其体现形式就是社会民主党在纲领上呈现出理想化与革命化的特征,但在政治实践中的却又呈现出改良主义的特征,这种动态平衡一直到了1959年《哥德斯堡纲领》推出才被打破,德国社会民主党彻底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化理论主张,完全走上了改良主义道路。

英国工党其本身的理论发展历程就体现出了保守渐变的政治传统,工党成立之初由于主要依赖工会运动来开展政治活动,因此其早期的意识形态是劳工主义,这一思想本身就具有改良与和平简便的特征,因此当后来的费边社会主义兴起时,英国工党很快就接受起来,和平渐变的费边社会主义则又成了工党在20世纪的主流意识形态。保守渐变的政治传统同样还体现在工党对公有制的发展上,在1918年将公有制理想写入党章之后,英国工党则一直在其有限的执政时期里积极却又不激进的实践着公有制,不断推行着企业的国有化改革,以凯恩斯主义为指导,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建设福利国家,直至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为止。

法国社会党的意识形态发展则一直保持着激进的革命化色彩,其建立之初的党纲就明确强调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进行阶级斗争的革命化主张,党纲中的这类表述一直坚持到若斯潘政府时期,在那之后,法国社会才将阶级斗争的表述移出党纲,从理论上放弃对资本主义制度的颠覆,转而进行价值表述,强调平等、自由和博爱,但其意识形态在同时期的各国社会民主党中依然较为激进,这可以体现在法国社会党对左翼联盟政策的坚持上,二战以后,法国社会一直同法国共产党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多次在议会选举中与法国共产党合作组成联合政府,并达成了《共同施政纲领》,发展到后来,法国社会党还吸纳了绿党、公民运动、激进社会党等左翼政党进入左翼联盟,并且在组成联合政府时会为这些党派留出一定的位置,法国社会党的这些做法最大化的团结了法国国内的左翼政治力量,为其在议会选举中提供了一定的政治优势,也使其意识形态或多或少的打上了“左”的烙印,当然这是在与欧洲其他社会民主党的比较中来说的。

瑞典社会民主党则将实用主义的政治传统在其执政过程中发挥得淋漓尽致。实用主义传统使瑞典社会民主党在建党初期就走上了改良主义的道路,在整个20世纪的发展过程里,从汉森提出的人民之家理论,到卡尔松提出的职能社会主义理论,再到上世纪70年代的基金社会主义理论,都是围绕着建设瑞典的社会福利模式而提出的,或者说这一个世纪以来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意识形态发展是为发展瑞典模式这一实用主义的目标而服务的,其意识形态的发展并不专注或执念于对社会主义理想的思辨,而是对其理论指导下的社会发展成效尤为看中。

2.2 各国社会民主党意识形态转型发展的左右政治谱系比较

从区分左倾与右倾程度的政治谱系角度来看,在本文所比较的四国社会民主党的意识形态中,以激进的革命化为主要色彩的法国社会党处于最左端,兼具革命化与改良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次之,处于中左的位置,相对保守的渐变主义为特征的英国工党排在中右的位置,以实用主义传统为特征的瑞典社会民主党因其稳定的改良主义发展道路而被排在最右端。当然,这种左与右的排序仅仅是对以上四国社会民主党的比较而言的,整体上看四国的社会民主党的意识形态都是处于世界政党的政治谱系的中左侧,毕竟各国社会民主党在其国内的政治派别都属于中左翼政党。

具体来看,法国社会党的最左侧位置是毫无争议的,其左翼联盟政策的践行为它打上了左的色彩,并且其政治纲领中长期坚持对阶级斗争的表述也体现了这一点,明显的将它和其他社会民主党区别开来。德国社会民主党如前文所述,虽然它的纲领中有关革命与公有制的理想化表述也坚持了较长的时间,但其执政实践却没有将这些理念落实下来,由于国内现时的经济发展需要,执行的是偏向于改良主义的政策措施,到了1959年则彻底抛弃马克思主义化的理论表述。英国工党虽然将公有制理念一直坚持到了1995年,但其改良主义路线从20世纪初期就被确立下来,其意识形态在初期深受费边社会主义的影响,之后对企业国有化的改革也是在保守渐变的方式下展开的,因此相较于德国社会民主党,英国工党在改良主义的道路上走得更早也走得更远。瑞典社会民主党以其国内传统的实用主义为先入原则,在成立之初就践行改良主义政策,在整个20世纪的执政生涯中,瑞典社会民主党历次的意识形态转型都具有延续性和继承性,为的是服务于瑞典模式的持续平稳建设,因此它的意识形态在渐变的改良主义道路上发展的最为平缓,也最为深入。

2.3 冷战以来各国社会民主党的“中間道路”理论对比

冷战之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经济全球化与苏东剧变的冲击,欧洲各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陷入了发展的低潮,各国的社会民主党在对过往理论的反思的基础上,掀起了关于走“中间道路”的理论思潮,纷纷开启了新一轮的意识形态转型,这次在同一时期内的集体意识形态转型具有“相互学习,相互联系,相互批判”的特点,这种情形在以往的单一政党的转型中是没有的。英国工党领袖布莱尔在这期间提出了第三条道路理论,德国社会民主领袖施罗德党提出了新中间道路理论,法国社会党领袖若斯潘提出了现实社会主义理论,瑞典则在其2001年推出的新党纲中体现了类似的原则。

其中英国工党的第三条道路理论在西方世界影响最大,该理论主要强调要超越左派与右派之间的政治分野,寻求最广泛的社会力量的支持,在国家权力方面,要寻求在各个层面上重建政府,弥补现有体制在民主上的不足,实行宪政改革,推进地方民主和行政透明机制;在经济方面,既不采取国家干预主义的政策,也不实行自由放任政策,主张发展混合所有制的经济模式,有效提升国家宏观经济发展的稳定性,达到经济与生态平衡的协调发展;在社会方面,强调效率与公正的协调统一,义务与权利的协调统一,指出要享受权利就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

相较于英国工党的第三条道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新中间道路理论虽然同样向新自由主义做出了一定的政策妥协,意识形态的右转倾向明显,但它同时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基本价值内涵进行了新的阐述:在强调互助、公正和自由的同时,认为个人在获得自由的同时也应该对集体利益负责,同时认为传统的公正观念中的分配与结果平等的理念已经跟不上时代的发展步伐,革新后的公正观念应该以起步条件的平等和机遇平等为主要内涵;在政治与社会方面,新中间道路理论使用了“公民社会”的概念,主张公民社会应该与政府共同解决处理社会问题,两者之间应该成为合作伙伴,而不是只让政府来做社会的主任,强调社会上的公民应该积极参与到对社会生活的管理当中。总的来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新中间道路理论与英国工党的第三条道路理论的本质原则是相通的,但两者的具体政策措施因两国不同的国情与社会背景而有所差异。

法国社会党在同一时期推行的现实社会主义虽然本质上也是一个走中间道路的理论,但其意识形态倾向与英国、德国同时期的理论有所不同,英国与德国的理论在意识形态转向上右倾化明显,但法国的现实社会主义则表现得较为左翼,或者说并没有表现得过于右倾,其理论主张较大程度上保留了民主社会主义的传统表述,并没有像英国、德国的理论那样过多地对新自由主义作出妥协,依然强调国家在宏观经济中的调控作用和对市场的规范作用,只是对市场经济的地位加以提高,对私有企业的联盟与兼并持宽容态度。该理论作出最大的妥协则是宣布放弃对资本主义的制度颠覆,承认将能在现有制度框架下进行社会改良,放弃了以往党纲中的阶级化的、革命化的表述,这对法国社会党来说已经是很大程度上的意识形态右转,但在同时期的各国中间道路理论中依然相对“靠左”,这与法国社会党历来的激进的革命化色彩也是吻合的,法国社会党领袖若斯潘甚至表示英国的第三条道路和德国的新中间道路走到了新自由主义的道路上了,极力表示与它们划清界限。

瑞典社会民主党在瑞典国内的政治地位较为稳固,虽然在苏东剧变后陷入了一定的信任危机,但很快在就是年代中期恢复过来,重新上台执政,因此其理论变革的需求没有那么高,导致它在上世纪90年代并没有像其他国家一样制定出具体的有关中间道路的理论,而是在21世纪初才更新了党纲,革新的内容与法国社会党的做法类似,它同样不再坚持用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将党的奋斗目标调整为实现公民在互助社会中的平等与自由,新党纲不再使用阶级这一概念来进行社会结构区分,声明社会民主党是跨越社会集团和阶层政党,试图将更大范畴内的选民纳入自己阵营当中,这一点与其他各国的中间道路理论是相契合的。

3 各国社会民主党意识形态转型发展对我国的启示

3.1 走思想理论的独立发展道路

通过对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意识形态发展的比较分析可以的发现,各个社会民主党都根据自身国家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及在这一背景下形成的政治传统来发展自身的思想理论,并不盲目的照搬他国的政治路线。因此对我国来说,按照自身的现时国情与社会历史文化背景来走出自己的道路是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我国应该坚持走自己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道路自信与制度自信。

3。2 保持思想理论与时俱进

从前文的梳理分析中可以看出,欧洲各国的社会民主党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根据时代的变化进行着理论革新,不管是纲领更替较为频繁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还是理论革新较为平缓且延续性较强的瑞典社会民主党,各社会民主党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回应着社会、经济、政治等各方面形势的变化,这在二战以后,尤其是全球化以来尤为明显。对我国来说,在新的发展时代,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动摇的情况下,我们的党和政府同样应该在理论方面和政策方面紧跟形势的发展,积极应对国内外社会新的变化,保持思想理论的与时俱进。

3.3 保持党内思想理论的一致性

通过前文对各国社会民主党的比较研究可以看出,各国社会民主党的内部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左中右的思想派别斗争,严重时会发生派系对峙,甚至会发生政党的组织分裂,如早期的法国社会党就因为思想派系林立的问题发生了多次的分裂与重组,其自身的政治发展收到了极大影响,导致它在20世纪上半叶一直游走于执政的边缘之外。因此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应当高度地统一党内思想,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地实践民主集中制,保持思想理论的一致性,为我国新时代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坚实、稳定、统一的理论指导,在党的领导下向着“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迈进。

4 结语

总体来看,欧洲各國的社会民主党的意识形态在发展过程中的趋同化是多于差异化的,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它们在中间道路上统一集合起来并越走越远,并且这一点随着现代西方社会的发展而越来越明显,这与它们历来保持紧密的联系与互动有关,也与现代西方社会民主制遇到的发展困境有关。在近些年,西方国家的民众对政治参与的热情越来越低,表现出了相当程度的政治冷漠,选民不再相信政党能够准确的代表其所在阶层的相关利益,降低的支持率又反向导致了各政党为了尽可能多的选票而将自身的政策覆盖面扩大,选择更加折中的政策路线,但如此一来其政策执行的效果往往不佳,进而更加丧失了选民的信任,这便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因此如何解决这一西方民主体制的发展困境也是各国社会民主党所必须面临的问题,是在中间道路上继续挣扎前行,还是尝试从新的角度创造新的突破,这在未来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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