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城”良渚:中华5000年文明见证者

2019-11-01 07:11:25 黄河黄土黄种人·水与中国 2019年8期

李亚

7月6日,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的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提交的“良渚古城遗址”项目经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增至55处。

良渚古城遗址位于浙江省杭州市,地处中国东南沿海长江流域天目山东麓河网纵横的平原地带,是太湖流域一个早期区域性国家的权力与信仰中心。

此次世界遗产申报范围包括14.3平方公里的遗产区和99.8平方公里的缓冲区,其中遗产区由瑶山片区、城址片区、谷口高坝片区和平原低坝—山前长堤片区四部分组成;遗产构成要素包括公元前3300年至公元前2300年的城址,功能复杂的外围水利工程和分等级同时期的墓地(含祭坛)等,同时一系列以象征其信仰体系的玉器为代表的出土文物也为其内涵及价值提供了有力佐证。

漫漫申遗路

从一处古墓、一些美玉,到一片宫殿,再到完善的水坝……良渚遗址在几代考古人的努力下,最终形成了如今的“良渚古城+瑶山遗址+11条水坝”、申遗面积包括遗产区14。3平方公里和缓冲区99。8平方公里这一令人欣喜的规模。

回溯良渚申遗之路,良渚考古始于1936年,一个名叫施昕更的年轻人的考古发掘,掀开了良渚遗址的一角,开启了中华文明之光。此后历经数十年抢救性发掘,良渚遗址出土了大量灰黑陶,玉琮、玉璧、玉钺等玉器。2007年,300万平方米的良渚古城重见天日,复杂的水利系统、成熟的稻作生产、统一的文化信仰、分化的社会阶层等,呈现了一个文明古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世界。良渚古城遗址得以较为完整地呈现于世人,既是古老历史的新生,也是文明的传承。

1959年,以良渚遗址为命名地的良渚文化被确认。早在1961年,良渚遗址就被列为浙江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良渚遗址群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4年,良渚遗址被国家文物局推荐列入中国《世界遗产名录》预备清单。

2013年和2017年,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剑桥大学著名考古学教授科林·伦福儒曾两次實地考察良渚遗址,参观良渚博物院,他认为“良渚遗址是中国大遗址保护的样板”,并提出“良渚水坝遗址极可能为世界最早水坝”“中国新石器时代是被远远低估的时代。良渚遗址的复杂程度和阶级制度,已经达到了‘国家的标准,这就是中国文明的起源”。

2018年1月26日,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正式启动,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正式推荐“良渚古城遗址”作为2019年世界文化遗产申报项目。

“水城”规划格局堪称早期城市文明的杰出范例

良渚之名,寓意美丽的水中小洲,堪称江南水乡代名词。

人类逐水而居而获生命之源,良渚依水而生终得源远流长。世界各地早期文明的出现,都与治水活动密切相关。良渚古城是中国最早进入国家形态的地点,良渚古城外围的水利系统和古城在空间和时间上具有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

因良渚遗址命名的良渚文化,距今5300~4300年,持续发展约1000年,是中国长江下游环太湖流域一支重要的考古学文化。良渚文化空间分布主要为环太湖流域,面积约3.65万平方公里。良渚文化有发达的犁耕稻作农业和以精美玉器、漆器等为代表的系统化、专业化的手工业。良渚文化以其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明显分化的社会阶层、凝聚力量的统一信仰、神王合一的权力体系,特别是出现了城市文明等现象分析,这一史前文化已具备了早期的国家形态。

良渚古城遗址作为良渚文化的权力与信仰中心,以规模宏大的城址、功能复杂的外围水利系统、分等级墓地(含祭坛)和一系列相关遗址,以及以具有信仰与制度象征的系列玉器为主的出土物,揭示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在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曾经存在过一个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的、出现明显社会分化和具有统一信仰的区域性早期国家,并以其时间早、成就高、内容丰富而展现出长江流域对中华文明起源阶段“多元一体”特征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良渚古城遗址城址区在空间形制上展现出的向心式三重结构——宫殿区、内城与外城,成为中国古代城市规划中进行社会等级的“秩序”建设、凸显权力中心象征意义的典型手法,揭示出长江流域早期国家的城市文明所创造的规划特征,并在中国古代礼制社会的都城规划中多次出现。

在对待“城”与“水”的关系上,坐落于两山之间湿地上的古城,良渚古城遗址所展现的“水城”规划格局与营造技术,再一次见证了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水资源管理与城市文明和早期国家的形成存在着不可分割的重大关联;反映了人们在湿地环境中创造的城市和建筑特色景观,特别是作为城市的水资源管理工程,外围水利系统在工程的规模、设计与建造技术方面也展现出世界同期罕见的科学水平,展现了5000年前中华文明乃至东亚地区史前稻作文明发展的极高成就,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堪称早期城市文明的杰出范例。

中国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

外围水利系统是良渚古城建设之初统一规划的城市水资源管理工程,由谷口高坝、平原低坝和山前长堤的11条人工坝体和天然山体、溢洪道构成,是良渚古城建设之初,统一规划设计的城外有机组成部分。

良渚水利系统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遗址,也是目前已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堤坝系统之一。良渚水利系统的确认,是中国古代水利史研究的重大突破。作为世界上最早的拦洪水坝系统之一,它与埃及和两河流域早期文明的渠道、水窖等以引水为主要目的的水利系统形成鲜明对照。

良渚水利系统的发现与良渚古城的发掘紧密相连。2007年良渚古城发现后,浙江省考古所对古城的整体结构进行了重点研究;2009年以后,以岗公岭水坝的发现为契机,采取多种手段对该区域进行长期调查,发现良渚古城外围存在着庞大的水利系统。

良渚水利系统工程浩大,仅外围堤坝的总土方量就达260万立方米。为了解坝体结构、获得地层学资料,经报请国家文物局批准,考古人员对老虎岭、鲤鱼山、狮子山等水坝进行了正式发掘。在发掘进行的同时,还与山东大学和南京大学联合对坝体和库区进行了勘探调查。经过发掘和调查,确认了这一水利系统的分布情况,获得坝体结构和营建技术的重要信息,同时获得了证实坝体年代的关键地层叠压关系,验证了前期水坝碳-14测定结论的可靠性,并最终证实该水利工程已距今5000年。

良渚古城水利系统的发现与确认,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该水利系统的确认证实良渚古城具有完整的都城结构,由内而外依次为宫城、王城、外郭城和外围水利系统,成为中国后来都城结构的滥觞。整个都城系统历经5000年尚能保存如此完整,世所罕见,也为中国乃至世界城市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功能多样的水利系统

良渚人在流域的上游、中下游興建不同类型的水利设施,表明他们已经具备全流域的水环境规划和改造能力。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其规划视野之阔、技术水平之高令人刮目相看。大规模的水利系统建设,涉及复杂的组织机构、人员管理和社会动员,这为认识良渚古国的管理机构和社会复杂化程度开辟了重要的观察视角。

水利系统在坝址选择、地基处理、坝料选材、填筑工艺、结构设计等方面表现出较强的科学性,具有防洪蓄水、灌溉运输、调节水系等多种功能,是东亚地区人类早期开发、利用湿地的杰出范例。

由11条堤坝组成的水利系统位于古城的西北部,主要修筑于大遮山和塘山之间的谷口位置,分为由塘山、狮子山、鲤鱼山、官山、梧桐弄等组成的南边的低水坝群,和由岗公岭、老虎岭、周家畈、秋坞、石坞、蜜蜂垄组成的北边的高水坝群,两组坝群构成前后两道防护体系。

整个水利系统将在良渚古城北部和西北部形成面积约12。4平方公里的储水面,蓄水量将达到6000万余立方米,出色的规划设计见证了人类早期水资源管理工程和技术的创造性和科学性,这个水利系统的功能多样。

——防洪。当山洪暴发时,谷口高坝便发挥它的拦截作用,把一部分水留在了高坝库区内,而未被拦截的水很快遇到了第二道防线——平原低坝,第二道堤坝有效拦截了山洪,并将洪水储存于库区。

——运输。库区内的水在冬季断水区,还承担了连接各个山谷的水上交通运输网络的任务,为古城运输天目山上丰富的木材、动植物和石料资源。

——灌溉。除用来防洪和运输,良渚水利系统还发挥着灌溉的功能。在低坝区的几个地方,考古学家发现了水稻田的痕迹。水利灌溉和稻作栽培相伴而生,几乎用浮选法淘洗过的良渚文化遗址中,都发现有人工栽培稻的踪迹,种种迹象表明,良渚文化的稻作农业已具有相当的规模水平。《淮南子·说山训》说“稻生于水”,而水利系统保障下的农田水系灌溉,为良渚古城稻作文明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

实证中华5000年文明

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后,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曾两次主持良渚博物院策展的当事人高蒙河对澎湃新闻表示,“国际学术界曾长期认为中华文明只始于距今3500年前后的殷商时期,良渚古城被列入世界遗产,这意味着中国文明起源和国家形成于距今5000年前,终于得到了国际承认”。

中国考古协会会长、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张忠培先生生前认为,良渚古城在国内独一无二,其意义与价值可比殷墟,可称为“中华第一城”。

过去,国外学界曾长期认为中国只有大约不到4000年的文明发展史。如今,良渚古城遗址凭借高大的宫殿台基、完整的城墙遗址、古老而庞大的水利工程,以及数以千计象征权力与信仰的精美玉器,向世人呈现了一个文明古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世界,有力地将中国的文明推到了5000年前。从这个角度来看,说良渚古城遗址是人类早期城市文明的杰出范例,是实证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圣地,当之无愧。

此次申遗成功,意味着以良渚为代表的中华文明,将与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以及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比肩而立。这是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取得的又一重大成就,无疑将进一步体现出我们的文化自信,增加我们的民族自豪感,“中华文明史,上下五千年”,从此,我们将说得更有底气。

开发与保护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很关心良渚古城遗址的保护情况。他在浙江工作时,曾两次到良渚调研,当时他就讲,良渚是实证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的圣地。2003年7月,习近平赴良渚遗址调研,当了解到“影响遗址安全的湖州市德清县6家石矿关停困难”后,次日就赶到湖州调研。很快,这6家石矿被关停。习近平深刻认识到挖掘、保护良渚文化的意义,深刻认识到其对于增强民族自信心、提高民族凝聚力的价值。

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并非就是“一锤定音”了,如果保护不力,依然有被除名的可能。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只是实现良渚遗址保护的一小步目标,还有许多新的课题需要解决。比如,如何继续发现和挖掘良渚遗产的内涵和底蕴,助力当代社会文化发展?如何实现保护与发展相融合,推动良渚遗产成为带动经济转型发展的新动力?如何发挥遗产增强文化自信、增进文化自觉的积极作用?这些无疑都需要我们再接再厉,再动脑筋。

保护文化遗产,就要让文化遗产“活”起来,融入人们的现代生活中,不要以静止、孤立、僵化的态度来对待,不要人为割裂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再利用的关系,对文化遗产适度合理利用才是获得持续生命力、传承内在价值的必然选择。唯有如此,文化遗产才不至于成为古董,才能长存长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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