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创新、工业化、城市化与经济增长质量研究:新常态下增长动能如何演化

2019-11-01 02:11:45 现代管理科学 2019年9期

钟虹芳 刘程军

摘要:文章探讨了技术创新、工业化、城市化对经济增长质量影响的作用机理,并基于2005年~2015年中国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建立岭回归修正的OLS模型予以实证检验。研究表明: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重大关键在于优化经济增长结构,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对经济增长质量均具备显著的正向效应。因此,文章建议将强化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推进高效工业化与新型城市化作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战略方向。

关键词:经济增长质量;技术创新;工业化;城市化;岭回归

一、 引言

目前,中国已经步入后工业化时期,工业经济正在“增速趋缓、结构趋优”地走向一个稳定的“新常态”,其带来的经济增长源于工业化深化的供给推动力以及城市化进程中的需求拉动力(黄群慧,2014)。为使经济增长实现更高质量的可持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由要素投入导向转向效率导向,重视技术进步和创新,要素市场化、资源配置全球化与空间效率提升相互配合,坚持走高效工业化和新型城市化道路(沈坤荣、滕永乐,2013)。因此,本文将技术创新、工业化和城市化纳入同一框架探讨新常态下其发展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以挖掘经济增长新动能的演化机理,为供给侧结构性政策改革提供一定的依据。

二、 理论分析

1. 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作用机理。在资源、制度供给充足的前提下,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最关键因素在于技术创新,本文研究将其作用路径划分为三类:

(1)技术创新推进生产技术,改善传统生产方式。技术创新通过改良生产技术与生产方式以扩大生产规模、优化生产结构、提升生产水平,兼顾效率与效益,加快了产业结构的优化,由此提升了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率,促进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

(2)技术创新经“扩散效应”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技术创新的“扩散效应”,一方面指拥有自主创新能力的发达国家通过“有偿”技术转让获益,拓宽经济增长路径;另一方面,其他国家可通过直接引进这种创新技术,由生产部门消化吸收,借助技术模仿解决自身落后转化为更具备效率的生产力,进而提升国家的经济增长质量。实质上,“扩散效应”对接了拥有自主创新能力的发达国家与其他技术落后的国家,完成技术在创新水平不对等的国家之间的传输。

(3)自主创新是经济高质量增长的源动力。技术创新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决定因素,其中自主创新是根本动力。消化吸收并通过技术模仿解决自身的技术落后问题,经由这个过渡阶段最终达到自主创新才是经济增长的本质要求。相较于被动引进技术、对外支付高额的引进费用,自主的技术研发对于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幅度会更重大。

2。 工业化与城市化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交互作用机理。工业化是新常态背景下经济增长的引擎,也是新常态背景下开发我国经济增长潜力的主要动力。工业化借助城市化条件下的网络系统发展,经生产和交易的聚集推动技术、人才、资金和信息等要素的流动,以实现资源配置、产业布局优化,将技术转化为经济效益,形成产业集群效应。而当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业结构便会逐渐向产业结构收敛,“反哺”城市化发展。与此同时,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凭借自身资源禀赋和优势产业发展,形成城市吸引力,并通过刺激人力资本迁移、有效制度供给等,不断调整优化城市系统内部诸要素的组合,让潜在的经济资源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充分扩大生产可能性边界,加快产业结构升级,也进一步推动工业化。可见,两者的交互影响共同开发了经济增长的潜力,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关键在于其交互耦合演化最终能否实现高级协调共生。此外,技术创新在工业化发展进程中充当“催化剂”,加快了产业的转型升级和结构优化,缩短了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效益期。城市化的进一步推进也为技术创新的发展提供了优渥环境,便于其充分发挥“中介效应”,引导经济增长向更具质量的方向发展。

三、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本文研究以2005年~2015年中国大陆29个省市(基于数据可取性,剔除澳门、香港特别行政区与西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作为研究对象,所需面板数据均来源于EPS全球统计数据分析平台及国泰安数据库。

2。 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与处理。遵循科学性、系统性等基本原则,本文研究综合借鉴了钞小静等(2009)、任保平等(2012)的做法,构建了经济增长质量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表1),其中,资本生产率和劳動生产率指标需经特别处理。另外,从区域技术创新能力的内涵出发构建了技术创新评价指标体系(表2)。将数据无量纲化处理,并采用熵权法计算指标权重,得到的一级权重结果(表1,2)初步显示:经济增长的结构优化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重大关键;技术创新的投入和产出能力是衡量技术创新水平的两大主力。

四、 模型构建与变量描述

2. 变量描述。模型以经济增长质量作为被解释变量,根据所建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测度总指数;以技术创新水平、工业化水平和城市化水平作为解释变量,其中技术创新水平同样以熵权法测度,且分别以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衡量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另外,引入四项控制变量:①市场化水平(MKT),借鉴樊纲提出的方法测算该指标;②人力资本(HK),通过教育年限法计算各省份的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并参照彭国华的教育回报率设定测算劳动力的人均人力资本,据此测算该指标;③政府财政支出(C),采用政府预算内支出的年末决算数衡量该指标;④金融发展(FD),以年末金融机构的贷款总额衡量该指标。

五、 实证分析

1。 变量描述性统计。经筛选整理,最终纳入实证研究的样本量为319个。总体看来,HKit、Cit和FDit的标准差极大,各期各省份在人力资本、政府财政支出和金融发展水平上存在较大差异,但标准差不高于平均值,表明极端异常值现象并不明显;就工业化程度看,工业增加值占GDP比率的均值达到40。59%,表明我国已经跨过工业化初期,向更深程度的工业化阶段迈进,基本与实际预期相符;就城镇化率而言看,均值为51。87%,最大值已达89。61%,平均值远高于标准差说明各省份历年之间的城镇化水平离散程度不高,我国绝大多数省份远远未能达到城镇化的饱和阶段,而个别省份城市化发展较快;就人力资本存量、政府财政支出和金融发展水平的极大、极小值分别相差36倍、85倍、150倍可见,两极化差异显著。

2. 模型检验和岭回归分析。经Pearson相关系数检验,自变量基本与因变量在1%的水平上显著相关,其中工业化水平对经济增长质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相关,回归模型的建立基本可靠。为精确回归结果,本文进一步做了共线性诊断,诊断结果显示,技术创新水平和金融发展两个变量的容忍度小于0.1,相应的方差膨胀因子大于10,且条件指标中存在4个维度的值大于10,表明自变量之间存在较强的共线性。进一步由方差比例数值可知,其共线性主要存在于技术创新、市场化水平和金融发展这三个变量之间。为解决传统的OLS回归结果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采用岭回归对OLS模型予以修正,根据不同岭参数下各个自变量的参数估计变化得到相应岭迹图。据观测可知,当岭参数k取值为0.20时,各变量的参数估计逐渐趋于稳定,多重共线性问题能够得到改善,由此得到修正后的回归结果(表3)。

据岭回归结果(表3)显示,解释变量TIit、IRit、URit的sig.值分别为0.000、0.002、0.000,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与被解释变量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表明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推进对于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从三因素对比关系看,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对于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效应更大,尽管研究期间内我国刚刚整体跨过工业化初期,但相比较而言,目前我国绝大多数省份远远未能达到城市化的饱和阶段,具备更加宽广的提升空间。就控制变量看,市场化水平、人力资本与金融发展能够显著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与预期基本一致。但政府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存在显著的负效应,这是由于:本文研究采用政府预算内财政支出的年末决算数衡量该指标,其中包含经济建设支出、科教文卫事业支出、行政管理和国防支出、社会保障支出以及债务支出等多项内容,经济的增长固然与财政支出的总量密切相關,但经济增长质量指标的提升不仅局限于通过增加财政支出扩大经济建设规模来达到目的,更重要的是通过合理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来提高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以实现经济高效率高质量的增长。因此,回归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表明,2005年~2015年间尽管各省份都在逐年加大政府财政支出的力度,但支出结构仍存在较大的优化余地,以致经济资源投入的不均衡反而令财政支出指标成为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一个阻力因素。

六、 结论和建议

本文依据2005年~2015年我国大陆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探讨了技术创新、工业化、城市化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和作用机理,主要结论及相关建议如下:

第一,研究表明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能够显著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技术创新的投入和产出力度是提升技术创新水平的两大主力。因此,政府应:持续加大对本省创新的投入力度,引导创新资金流向,促成企业、高校、研究机构和管理机构的通力合作,充分发挥率先创新的引擎效应、模仿创新的扩散效应、继起创新的持续效应和结构优化的集成效应,不断提高技术创新的产出力度和成果质量,强化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

第二,研究表明工业化进程的推进能够显著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当前我国各省份的工业化程度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严峻问题,包括:区域之间工业化发展自东向西的梯度差距、产业结构在中低端产业下的产能过剩与高端产业上的创新不足、高质量实体经济供给的不充分以及工业化速度与资源环境承载力不平衡等。因此,目前工业化的发展应着眼于由高速度向高质量转变,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推进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第三,研究表明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能够显著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目前我国的城市化程度尚未饱和,一方面政府应着力于全面提升整体城市化率,稳固基础;另一面,政府应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加快主要城市的转型发展,构建与世界城市体系对接、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国内城市网络。既要确定创新驱动、集约发展和绿色发展的战略方向,同时也要制订差别化的城市转型战略,为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和能级水平的城市提供对应的国际、国内标杆,以整体提升中国城市的转型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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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项目号:71774145);浙江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项目号:2018C25041)。

作者简介:钟虹芳(1994-),女,汉族,浙江省嘉兴市人,浙江工业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产业发展与城镇化;刘程军(1987-),男,汉族,湖南省邵阳市人,浙江工业经济学院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产业集群与城市创新。

收稿日期:2019-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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